安顺地戏是安顺屯堡文化的重要事象，是屯堡村寨的标志性文化。1988年安顺蔡官地戏在法国的成功演出，使之引起了学界和媒介的重视，由此引发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对其所依托的屯堡文化诸事象和屯堡社区的研究。而就对屯堡文化研究起着引信作用的地戏而言，以往的不少成果多从戏剧的角度描述地戏、谈论地戏，少有从社会文化意义的视角研究地戏，因此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入手谈谈对地戏的理解。
一、 安顺地戏的基本情况
地戏在屯堡村寨又叫“跳神”，是屯堡村寨内部的标志性文化，也是屯堡人与非屯堡人相区别的族群性标志之一。安顺屯堡村寨几乎都有地戏，一般一村一堂，多者有两堂、三堂，如九溪等少数几个村寨就有三堂，安顺周边的屯堡村寨共有370多堂地戏。
地戏形成的时间无文献记载，只是有关人员作了一些推断，有说是明初由屯堡人的先辈带来的，有说是明代中晚期形成的，有说是清初形成的，也有说是清代末年才有的，但认为表演武戏与屯堡人入黔先祖军人身份相关是不少人的共识。地戏上演的内容全是表现我国古代征战故事的武戏，不演如《水浒》之类的反戏，不演儿女情长的言情戏，不演妖魔鬼怪戏（即便演出《封神》也主要突出征战主题）。所跳剧目有《封神》、《大破铁阳》、《东周列国志》、《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大反山东》、《四马投唐》、《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粉状楼》、《郭子仪征西》、《残唐》、《二下南唐》（飞龙传）、《初下河东》、《二下河东》、《三下河东》、《九转河东》、《二下偏关》、《八虎闯幽州》、《五虎平南》、《五虎平西》、《岳飞传》、《岳雷扫北》等。
地戏的演出在每年农历正月和七月，正月叫“玩新春”，春节期间择定吉日跳半个月；七月称“跳米花神”，从七月初一至十四也是半个月。地戏的演出在平地上展开，观众围成一个圆圈，或站或坐，演员置身其中在一锣一鼓的伴奏下进行表演。演出时，演员头戴青色纱巾，身穿似古代将帅的战裙，额顶文将、武将、老将、少将、女将面具，手执木制的古代兵器，唱打结合。其声腔近似“弋阳腔”，动作有基本的武打套路。
地戏在本村的演出要经过“开箱”（祝辞、“打素坛”、“请神”、“点鸡”、“无忌”、“点将”、“出马门”、“开场”）――“跳神”（“设朝”、展演）――“封箱”的过程，这其中包含有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外村地戏队来演出则包括如下过程：下帖子（甲村到乙村演出，由甲村提前半个多月发出一份演出文书）――择吉（乙村认为对方懂礼数或有接待条件，同意邀请，并择定吉日）――辞寨――入村――“参桌子”――“跳神”――“接风”――“姑妈挂红”――演出结束（参庙、参树、参水井、参土地等）――回村，这是族群内部互动的重要方式。限于文字篇幅，在此不作描述。
我们认为地戏不同于镜框似的表演性戏剧，对于村民来说其社会文化意义方面大于艺术性的方面。本文从社会文化意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将会使我们看到地戏体现的村落小传统与国家大传统的关联。
二、地戏本身的社会文化内涵
1．地戏“尚武”的风格是特定历史情景的再现
地戏的剧目全是武戏，没有文戏，没有言情戏，更没有诸如《水浒》之类的反戏，全部是表现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征战故事。同样，地戏演出过程更多的是打斗情节。这与屯堡人的先辈们忠君报国的军旅生涯有很大的直接关联。
屯堡人的先辈来自于明初的那场战争，从洪武年间明军入黔到清代康熙年间屯田制在安顺一带的解体，他们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军旅生涯。三百多年来，从当初面对平定元朝残余势力到后来的防止周边少数民族的侵袭，“尚武”是他们一个不变的主题。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一边戌守，一边屯田，同时将母源地的中原文化、江淮文化的大量文化符号及其内涵带到贵州，并结合贵州山地文化的特点加以改造，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军旅文化。这从妇女服饰、方言、语音、饮食、建筑以及跳地戏时近似“弋阳腔”的唱腔还可说明与家乡母源地有一定的关系。
地戏的“尚武”特点表现在：一是在内容上地戏全是武戏，所扮演之“神”大都是演义化的历史人物。二是从表演技术上看侧重在“跳”，如九溪小堡《四马投唐》有“刁枪”、“抱月”、“避棍”、“踩叉”、“冲枪”、“顿枪”、“鸡爪”等武打套路。三是从唱法上看，声腔高亢，没有声气绵绵的文戏风格。“仪式的影响，┄┄程式、象征、音乐、环境等诸多因素渲染而成的特殊氛围构成了对官兵身心的整体震撼，能够迅速有效地将官兵的热情激发得空前高涨。”[1]“军事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军乐的特点必然是激越多于柔媚，高亢而不低迷” 。[2]四是从面具来看，地戏面具分为文将、武将、老将、少将、女将五类，没有神魔鬼怪那样的面具，没有傩戏面具那样狰狞、恐惧，全是“历史”上涌现出的帝王将相，用村民的话说“在历史上是有根有据的”。
我们在访谈中也问及到地戏的历史，九溪村王厚福老人说：“我亲耳听到我父亲们摆谈地戏形成的历史。我父亲以前当过国民党的乡保长，1950年刚解放的时候，他胆子小，隐蔽到老青山（九溪附近的佛教名山），我那时十六七岁，给我父亲送米，当时老青山的住持是凃训初，是贵州省佛教会副会长，我听他们闲聊，他给父亲说‘跳地戏是屯堡人来到贵州以后，为了方便练武而形成的。以前是用真刀真枪，容易伤到人，先是用树皮留两个眼孔，护住头部，后来是用木制面具，慢慢地换成木刀木枪的。”（张定贵2007年访谈）
九溪大堡地戏《封神》“神头”朱正权则说“跳地戏的目的名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实际上是为自己还击，增强大家团结，教下辈学点儿武术。因为以前村落周边都是少数民族，为防夷乱，不懈武事，但又不便明说，只好借‘跳神’来掩盖，帮助大家练习枪法。”（张定贵2004年访谈）
通过对地戏的观察和相关人员的访谈，可以说“尚武”是地戏的一个主要风格，这既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屯堡人先辈入黔特定历史情景的记忆，也潜移默化地蓄存在村民的大脑中。
2．地戏内蕴的“忠义”指向，深刻地影响村民的价值评判
地戏的展演过程中，强调“忠义”二字，强调为大家所认可的正统的皇权体系及其权力的代表，是其鲜明的价值指向。比如九溪的三堂地戏，小堡《四马投唐》强调要忠于李唐天下，大堡《封神》要忠于玉皇地位，后街《五虎平南》要忠于赵宋江山，其他村寨的地戏都有类似强烈的倾向性特点。
通过地戏形式来展演历史，赋予古代帝王将相“神”的形象，使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直接相通，借“神”说人，借“神”说事，实现人神的共同在场，使人有敬畏之心，使人自觉地去履行好人间的规范。用恩格斯的话讲：“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3]
戏剧历来是统治者灌输其意志而又为一般人易于接受的形式，对于王朝的统治者来说，这很自然地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帝国政治意识灌输进去，培养忠诚意识。“所有仪式都承担传递意义和制造效果的功能，可能其中一种在特定的仪式中更为重要。仪式的目的都在于生存、确立、再造和重申既定的价值和秩序，既为当下的行为提供模式，也为将来的行为提供方向。”“仪式政治传递的重要价值是社会的权力本位、政治的官本位和社会成员的义务本位，其核心是专制王权和等级制。” [4]
即便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屯田制的解体以后，军人转变为农民，伴随着军旅组织文化的延续，地戏年复一年的村中上演，对“国家”忠诚也成为屯堡人作为一个族群的近乎顽固的文化基因传承下来了。迨专制王权的废除，民国的建立，及至新中国的诞生，几百年积累下来的“观念契约”使得他们认可和忠于现时的政权及其价值体系。“民间信仰活动的背后潜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在民间信仰活动中，对这些道德观念的遵从，是一种非法律的、非文本的民间观念契约。如果有人违背契约，意味着失去民众对其道德的信任；意味着对所在生活空间道德意识的背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念契约’的实施，是置于村落民众和神的共同监督之下的。人的监督是有时间和空间局限的，而神的监督是无时空限制的。因此，这种‘观念契约’对村落民众的行为约束力更为全面而有效。甚至其约束力和有效性，超过了现代媒体使用的‘道德法庭’、‘良心谴责’。从这个角度来说，允许民间信仰的存在，正确地引导民众的善恶观念，有益于优秀传统道德观念的发扬光大，有利于村落意识形态的引导控制。”[5]因此，正是因为他们几百年的固有意识，即便如1949后革命意识取代了民间信仰的背景下，他们不知当时主导价值的可能走向，也努力地与其融合在一起，认可它，信仰它。待改革开放后，政策的宽松，他们的信仰又重新恢复，但仍然在其民俗活动中与现时的主导价值保持一致。在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屯堡人内在的“忠诚”意识对村落的建设会发挥很多积极意义。
这种“忠义”思想即便王朝的更迭、社会的变迁，从大处讲屯堡人总是在认同为大家所认可的现时政权及其权力的代表者；从与人打交道的小处着眼，这种对国家的“忠”转化为对周围人群的“义”，强调对人要“忠”实际就是“义”。在屯堡村寨多年的调查和与村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村民对国家的“忠”和周围人群的“义”。
屯堡村寨每年都有若干活动，比如九溪每年正月初九的“迎春会”，要举行声势浩大的“抬菩萨”活动。在解放前是将“菩萨”抬在轿子里，由几位六七十岁的男性老人抬着轿子走在前面，后面跟上的是各地戏队、花灯队、秧歌队等方块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些年来，轿子的前面是一辆打头阵的车子，车顶上则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画像，并且村落里有不少的标语都是和现时政策是相关的。2004年村里印制的挂历发给村民，从封面到第十二月都是这四位领导人的画像。村民在谈话中和在花灯、山歌的演出中不时都会提及国家政策和国家领导人。而在现实生活中评价某一位村民，他们则爱用“忠不忠”来评价。这些都有国家大传统的影子。
3．地戏隐含“等级”的观念，内化了村民的秩序意识
屯堡原来是明代驻军的地方，从明代到清代康熙年间，三百多年的军旅文化的影响及其后的制度惯习、文化惯习的延伸，有严格的等级秩序是自然之事。年复一年的在村中上演古代帝王将相的征战故事实际上又在重复以往的等级秩序，这固化了村落内部秩序，使村民与村落达成了一个涂尔干所讲的“机械团结”的社区。
以九溪小堡地戏《四马投唐》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地戏呈现明显的等级现象，比如“设朝”时唐高祖李渊两旁站列有文臣武将，与李渊形成了分明的等级关系。李世民与剧中“四马”――秦叔宝、尉迟恭、程咬金、罗成也是一种君臣关系，整个剧情都是在突出贤君明主、忠臣良将在如此秩序下的丰功伟绩。贤君明主是第一位的，再次才有忠臣良将的功勋。作为远离王朝政治中心的西南地区，在军营里要有如此的等级秩序，才能担当起王朝的使命，也才易于王朝控制。
地戏多年来在村中的演绎，也使村民潜在的有着较明显的等级观念。我们在九溪调查，问及能够扮演贤君明主的是谁呢？能够扮演忠臣良将的又是谁呢？用村民们的话说：“戴这些‘脸子’的人，不是哪一个都可以戴的，一是要看他长得像不像，二是平时为人处事要大套（大器）一点的人，有点威望的人做起来才像。”（张定贵2007年访顾之渊、袁继云、张世福等）实际上，这种关系是移植到生活中来的。比如，戴“秦王李世民”面具的顾之渊，很多村民说他在言行举止、为人处事都像秦王李世民，在当村长、村支书时说话有号召力，不少村民都愿意听他的指挥；即便后来不再任上了，现仅担任村屯堡文化研究会的会长，要进行屯堡文化旅游开发的事，大多村民仍然听他的工作安排。2002年正月十二日，由顾之渊等担任总指挥，组织了2000多村民乘着40多辆车到安顺市区给市民拜年，被村民称为是九溪村自“调北征南”6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盛举。
在九溪村还有若干民间组织，一个村民会在一个或几个组织，用村民冯军的话说“九溪村没有无组织的人”，各组织都有一些自发产生的负责人，这种内部的等级秩序也形成同样的规矩，事先有事经大家讨论，村民们也乐意参加讨论，达成共识后，村民们都会听从负责人的安排。而对于全村性的活动则又更多地听从屯堡文化研究会（屯研会）和老协会这样的综合性组织的安排。
事实上，九溪这样的传统自来已久，几百年来三边街（村民们对大堡、小堡、后街的统称）都有“绅耆父老”，他们都是每一条街上文化深、地位高、威望重的老人，据笔者对九溪老协会负责人王厚福的访谈和查阅原老协会负责人宋修文编撰的《九溪村志》，以往村中的秩序就是靠这些老人来维护，如有不遵守规矩和不听打招呼者，老人们则要执杖责打，令其改正。
地戏演出的内容一方面强化了内部“等级”秩序，将国家的主导价值渗透进村落；另一方面，村民接受了国家的主导价值，也提升了地戏在村民中的地位。用九溪顾之渊、王厚福等等人的话说“跳地戏的人家，人都要正点儿，是书香人家。大家是很尊重的。”以前地戏的传承就象屯堡军人的军籍一样是世袭的，是不传外人的，跳地戏的人家更受人尊重。而今天受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再加上家庭小型化的现状，只要愿意学跳地戏的都可以来，才使其神秘性淡化。“把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在仪式上表现出来，并通过仪式赋予它与自然秩序一样的权威和合理性，这样，仪式就有了特殊的意味。”[6]正是通过地戏这样的仪式性展演，使跳地戏之人成为国家主导价值在村中的代表者，强化了他们在村中行为的合法性地位。 “以礼仪即一套象征意义的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规范、调整个人与他人、宗族、群体的关系，并由此使得交往关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高度仪式化。”[7]也因为如此，各知其位，各就其事，才使村落人群构成一体。
4．地戏呈现“历史”的信息，也使村民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
屯堡人认为地戏上演的“历史”都是正经的历史，有“戏叙史册”、“盘点古文（摆谈、梳理古代历史）”的说法。地戏年复一年的在村中上演，使村民们受到所谓来自官方“历史”的影响至深，使他们保持着对国家的“历史”的浓厚兴趣和偏爱，形成了他们近乎顽固的社会记忆。
地戏对贤君明主、忠臣良将“历史”的表演，使屯堡人世世代代保持着对国家历史的社会记忆。屯堡人对历史的了解并非来自课堂、来自书本，更多的是从地戏等村落传统形式的教育中掌握的。作为接受学校教育不多的或者甚至不识字的村民，但他们能如数家珍的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社会兴衰，知道战争史实、英雄人物，知道战争与和平、谋略与奸术，知道历史掌故、伦理道德。正是在村落文化长期的“濡化”过程中，使他们建构起自我认为的“历史”，保持着对国家“历史”的恒久的社会记忆。尽管这些“历史”可能不完全是历史学家认为的“历史”，但对于屯堡人而言因被地戏演绎的“真理”所折服，却相信它是地地道道的“正史”。九溪村民张世福说：“隋唐演义是很真实的历史，秦王得人心，受到大家的拥护。我跳秦王，平时做事情倒不敢说像秦王，但我不斤斤计较，这样人家才会拥护，这几年好像我做哪样事情都还是顺当。”（张定贵2007年访谈）张世福不仅认为隋唐演义是真实的，而且自己的行为也有点受秦王影响，自己办事情都比较顺利，实际上更认同他们所跳的“历史”的真实性。
我们在屯堡村寨的调查中，真真正正地感觉到地戏上演的“历史”延伸到生活的很多方面，感觉到村民的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兴趣”。
比如，九溪村老协会可称得上是一个“摆谈历史”的“百家讲坛”，老协会有350多名会员（2005年来自老协会负责人王厚福的数据），老协会的活动室里常年不断地有众多老人在“摆古说今”，这里不仅看到老人们脸上的“历史”沧桑，更感受到“历史”在此的鲜活上演。老人们经常在此摆书、唱书，《隋唐》、《三国》、《岳传》、《封神》等等皆有，场景甚是热闹。这些内容既有本村跳地戏的本子，也有其他屯堡村寨跳地戏的戏本。问老人们是否相信这些“历史”，都说是“真的”。大家还说九溪村摆书、唱书做得好的有刘继文、王厚福等人。
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会用“历史”的话语来发言、来评论，成为他们讲话的合法性依据和通用话语。比如，某个村民做事很实在、对人很忠诚，他们会说这个人是“秦叔宝对秦王――忠”。如果有两个人都比较狡猾、奸诈，他们会说“针尖对麦芒――尖（奸）在一起”。他们还用屯堡人特有的“言旨话”（将四个字构成的成语或俗语的最后一个字省掉，省掉之字即是表达之意）表达要讲的话，如：吃糖称“吃四马投（省掉‘唐’，通糖）”，吃鸡肉称“吃太子登（省掉‘基’，通鸡）”，做菜放姜称“放一点万寿无（省掉‘疆’，通姜）”，吃饭称“吃朝廷要（省掉‘犯’，通饭）”，说一个人的脸皮太厚称“慈禧太（省掉‘后’，通厚）”，等等。
在九溪几年的调查和与村民的交往中，我们感觉到村民的概括能力很强，而且是在不经意中说出，让人觉得很有道理、很到位。比如：说道地戏如何才能把唱词唱好，顾之渊说要“一流二水”；跳地戏怎么才跳得好，说要“假戏真做”。问张世福所跳地戏中的角色，他本人的为人处事会不会也有点类似，会说“象形会意”；问地戏对村民有无作用，有人用“古时新，新时古”概括。问顾光兴山歌怎么才唱得好，他说要“文中取武”。问张冬志跳地戏对他本人的为人处事会不会也有点与角色类似，他说“书熟礼义精”；问九溪三堂地戏哪一堂最好，他说“后街跳神是神看神，大堡跳神是路拦人，小堡地戏是鼓喊人”。问刘继文他怎么评价其他村寨的地戏队到九溪演出，他说“不是跳戏，是跳亲”，“一人亲，亲一家，一家亲，亲一寨”；问跳地戏对村寨的作用，刘继文说是“跳古讲今”。问前妇女主任雷仁珍地戏对村民有无好处，她说“前传后教”。问袁继云小堡地戏队的分工，他说“内事托给张子布，外事一概付托吴”，意为顾之渊是张子布、袁继云是周瑜。尽管这些人没有受过几年的学校教育或从来没有进过学堂，但由于他们长期“浸润”其中，“濡化”至深，使其不仅知道了很多“历史”，也明白不少道理，还内化成了他们评判事情的种种原则。这不能不说与地戏常年不断地传递“历史”的信息有些关联。
地戏使屯堡人产生对“历史”的偏爱，也使他们对自己这一族群的历史和家族的历史形成牢固的社会记忆。在九溪是这样，在其他屯堡村寨也是如此：问及很多村民，大多数能讲述出一点屯堡人与明初的所谓的“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的历史，能讲述出自己的家族是在“调北征南”还是“调北填南”来到贵州的，入黔始祖是某某某，是骑着高头大马来到贵州的，或是经商来的等等。对本村落的信仰也能讲一点历史，如“汪公菩萨”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五显菩萨”是什么样的情况等等。这样的历史体念对形成具有集体共识、共同话语和共同信仰的屯堡人族群无疑是关键的，同时对屯堡人与国家历史的潜在连接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5．地戏体现了“国家”的在场
地戏的展演不仅仅是“历史国家”主流意识的复演，更是“现时国家”较多价值的呈现。通过地戏仪式过程我们看到穿透性很强的“国家”的存在。
地戏过程自始至终都存在“国家”在场的情形，国家在其中是以“国家符号”和“国家主导价值”而出现的。在演出中，作为国家符号的“帝王将相”是每堂地戏的主角，他们代表国家的权力，上打无道昏君，下打卖国奸臣，在“狂欢”之后的“日常”里，这些“帝王将相”作为国家符号深深地影响着村民的心理、屯堡人的族群心理。因为屯军将士当年也是作为国家符号来到贵州的，屯堡人以先祖的征战经历为荣耀，保持对国家的忠诚，屯堡人将“国家符号”和“祖先崇拜”紧密地统一在一起，在他们的族群记忆里至今仍深深地打上了“忠君敬祖”的烙印。同样，“国家”的在场还表现为地戏演绎了国家主导价值，将儒家忠、孝、仁、义、智、信、礼、勇的道德理念渗透其中，使当年的屯军将士及其子子孙孙不忘王朝的主导价值，不忘母源地的主体文化。“伴随国家政权强有力的移民行为，是移民社会的建构，文化的移植和流布，与之同步发生。……。就屯堡的形成而言，是明初大规模军事移民――国家教化和民间信仰结合――移民社会建构过程的一个典型。”[8]通过地戏世代沿袭，屯堡子弟的头脑里保持着稳定的族群记忆，屯堡村寨成为了儒家文化延续到当代的民间表现形态，并且其中不少价值仍对今天“现时国家”是有益的和所倡导的。
地戏虽然表现的是历史上的征战故事，但“国家”的在场一直镌刻在“狂欢”之后的“日常”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国家”在场，有时也看到“历史国家”和“现时国家”的共同在场。在屯堡村寨，进入村民家，堂屋的正面墙壁上，以往神榜的正中都写上“天地君亲师位”几个大字，而现在“君”已不存在了，几乎家家都变成“天地国亲师位”的内容，“君”改为“国”，一字之该，意蕴大不一样，村民们头脑中的国家符号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前移，也是在努力跟进的。笔者甚至还看到有的人家直接将现今某些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在神榜上。在村民家的神榜上还书写有与儒家的孔子、佛家的观音和反映家族来源的堂号等相关内容。九溪近些年正月初九的“迎春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画像的出现，以及和现时政策是相关的一些标语的贴出，都是“现时国家”在场的体现。村民在谈话中和在花灯、山歌的演出中不时都会提及国家政策和国家领导人。2007年5月笔者针对地戏去访谈53岁的地戏演员张世福，在提到秦王李世民时，张世福不经意的说到：“秦王爱将如宝，得到劳动人民的人心。江泽民、胡锦涛这些老人家们得不到人心，他会当得上国家主席？”
我们认为，不管是“历史国家”还是“现时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主导价值，它深深地将村民与国家连为一体，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其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之上。
三、结束语
通过对安顺地戏的研究，我们看到其内蕴的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让我们思考传统乡村社会的小传统如何与国家大传统的关系。尽管安顺地戏表现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其中渗透着本民族的大传统，我们在对待地方性知识时应该看到深潜于其中的大传统，同时在思考本民族的大传统时也不可忽略作为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的鲜活价值。当然，由于时间、能力等诸方面的制约，本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不少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比如：族群内部互动的规则；体现屯堡村寨之间横向互动交往的一套地戏仪式与本村地戏自己展开的主体仪式的关系；地戏体现了“国家的在场”，那么地戏在国家提供的演出机会中，又是怎样以民间文化的身份“出场”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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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云胜：《古代军队礼仪的文化内涵与教化功能》，军事历史研究，2002.3第158页
[2] 同上，第161页
[3]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76.10
[4] 马敏：《政治仪式：对帝制中国政治的解读》，社会科学论坛，2003.4, 第21页
[5] 李新华：《村落的“神”与“像”》，民俗研究，2006.3, 第185页
[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32页
[7]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248页
[8] 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中国史研究，2005.1，第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