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庄子》一书中，一方面，指出了语言的对象性、条件性、相对性，说明了语言是有局限性的，语言不是“道”，语言也不能阐明“道”，即所谓“言不尽道”；另一方面，语言是认识“道”的工具，离开语言，也就无从得“道”，即所谓“言不碍道”。庄子的这种“言不尽道”、“言不碍道”的思想与佛教的“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的中道语言观有一致之处。
　　关键词：言不尽道；言不碍道；中道




　　《庄子》一书，语言诡恑奇特，庄子自叙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但对《庄子》详加分析，便可发现庄子的哲学思想不仅内部丰富，而且条理分明，特别是他对语言本身的分析尤为精彩。


                                                                          一、言不尽道


　　语言是人类创造发明的，用来来指称事物、交流情感和信息，或者用来判定是非曲直。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随着对语言依赖的加强，往往夸大语言的作用。实际上，对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有着对象性、条件性、相对性等诸多特征，语言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庄子对语言的局限性有着深刻的了解，并由此展开了对语言的批判。
　　（一）语言的对象性
　　语言用来指称事物，表明语言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有时对象是确定的，如说：“这是树”；有时对象是不确定的，如说“这是非牛非马的动物”。不管对象是否确定，语言总是有所指。同时，语言所指向的对象要有一定的名称，这样，对话双方才能够相互沟通与理解。诚如庄子所言：“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庄子·则阳》）讨论事物时，应给予事物以确定的名称。庄子还认为，事物的名称应符合事物的实际：“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庄子·至乐》）
　　其次，通过语言来对事物加以阐释，往往是通过“种属差异”来进行的，亦即是说，事物总是在其“种属”的差异性中得到阐明的。当我们说“牛是一种动物”时，“牛”是在“动物”这点上被阐明的。换句话说，在语言中，事物并不能在自身中得以阐明，而必须通过他物才能得以显现。
总而言之，在语言中，事物首先被对象化，并且可以用“种属差异”的方式来加以阐明。那么，庄子所说的“道”能否对象化，能否用“种属差异”的方式来加以阐明呢？庄子的哲学体系中，“道”没有边界，没有差异，是一个绝对的同一，称之为“大同”、“大通”、“大一”等。道不是特定的事物，无法给道一个特定的名称：“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庄子·则阳》）因为给道一个特定的名称，道就丧失了其绝对性。所以，道的对象化也就不可能。其次，如果用“种属差异”的方式来对道进行阐释，便意味着“道”要借助不同于自己的“他物”来呈现自己，而在庄子看来，这种“他物”是不存在的，《庄子·齐物论》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一旦有了界限和分别，那就是有形之物，而不是道，有形之物形成了，道自身便破损了。
　　（二）语言的条件性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首先是接触事物，然后形成感觉和思维，并用用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语言实际上是思维的外化。因此，语言的沟通信息、交流情感的作用，是在一定条件产生的，这就是语言的条件性。语言只能表述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对于那些未能经验到的事物，语言便毫无作用。《庄子·秋水》云：“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认为，可以用语言议论的，是粗大的事物，可以用心意传达的，是精细的事物，而其它一些事物，则不可言论。所以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子亦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这是因为：“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庄子·则阳》）语言所穷尽的，思维所达到的，都不出物的范围。象阴阳消长，四时循环，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等这些现象，人们是可以认识的，是能够议论的，但是事物的本末则是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庄子·则阳》）如果执着于语言能穷尽事物，则如庄子批评语惠施所云：“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庄子·天下》）。这种能说善辩，追逐万物，在庄子看来，只是“劳形怵心者也”（《庄子·天地》）。而只有认识到语言的有待性，即“言休乎知之所不知”（《庄子·徐无鬼》），才能体道。
实际上，人们运用语言在沟通信息，交流情感时，必定要对话双方处于特定的语境之下才能进行。《庄子·天道》篇云：“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意之所随”即是对话双方的语境，亦即是对话前提。这种前提是预定存在的，虽然并不直接出现于谈话中，但双方的谈话都离不开这个前提。《庄子》书中记载庄子与惠子在濠水之上辩论“鱼之乐”时，有如下精彩的对白：
　　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所谓的“请循其本”，意思即是说请回到双方对话的前提。在谈话中，失去了一定的语境，也就易流于诡辩。在庄子看来，“道”是无待的。如《庄子·徐无鬼》中称道为“大一”；《庄子·齐物论》又说：“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道是没有分界的，是绝然无待的，而语言却是处于变化之中，是待于他物、待于特定的语境而展开的，有待的语言怎能表达那无待的道呢？在“道”面前，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三）、语言的相对性
　　日常生活中，人们利用语言来判定事物的是非。但事物本身并没有大小、高下、长短、曲直等区分，这些概念是人们为了区别事物，给事物所贴上的人为的标签：“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庄子·齐物论》）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往往会忘记这些大小高下等概念并不是确定的，而是会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并且，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从自身的经验与角度出发而进行的，往往有着人们的主观成见：“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庄子·齐物论》）正是由于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和人们的主观成见，是非就产生了。《庄子·庚桑楚》云：“请常言移是，是以生为本，以知为师，因以乘是非。”人们以生为根本，以心智为标准，所以产生了是非之争。“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庄子·秋水》）语言的相对性，表明人们不可能通过语言在终极意义上确定事物的是与非，这就庄子所说的“辩无胜”：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也，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有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庄子·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任何东西有是便有非，是非的争论是无穷尽的，但是从“道”来看，事物本无是亦无非，所谓“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庄子·齐物论》）是非的争论，是对道的亏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因为是非总是要肯定一些东西，否定一些东西，而道是绝对的“一”，不可对其进行分割。在无穷无尽的是非面前，庄子认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是非的变化是没有穷尽的，只有用明静的心境，才能观照事物的本来面目。
正是看到语言的对象性、条件性、相对性，而道却是非对象性、无待性、绝对性，庄子才感叹：“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道”是不可言说的，可言说的即非“道”。对“道”的体悟是远离语言的：“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庄子·知北游》）知“道”而言“道”的人：“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庄子·田子方》）正因知道者不言，言道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知北游》）“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此之谓天乐。”（《庄子·天运》）


                                                                          二、言不碍道


　　庄子一方面指出语言的局限性，语言在“道”面前无能为力；但另一方面，庄子又看到语言的作用，庄子认为，古代的隐士并非“闭其言而不出也”，而是“时命大谬也。”（《庄子·缮性》）圣人也常“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庄子·秋水》）在《庄子·田子方》篇中，孔子赞老聃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敦能脱焉。”修心并不等于无言，仍须假以“至言”。
在庄子看来，“道”之所以不可言，一方面固然是语言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世人被错误的知见所迷惑而不能与之言道：“曲土不可语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只要不偏于一私，不执着于自己的主观成见，那么：“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寓言》）这里的“卮言”指的是没有主观成见之言，即无心之言。这种无心之言合于自然的分际，散漫流衍，悠游终生。不发言论则物理自然齐同，本来齐同的加上了主观的言论就不齐同了，主观的言论加在齐同的真相上便不齐同了。所以说要发没有主观成见的言论。发出没有主观成见的言论，则终身在说话，却像不曾说；即使终身不说话，却也未尝不在说话。庄子本人即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但这种言并不妨碍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庄子认为：“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有问而应之，尽其所怀，为天下配。处乎无响，行乎无方。挈汝适复之挠挠，以游无端；出入无穷，与日无始；烦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庄子·在宥》）圣人的教化是随机而应，处于无声之地，行于无方之境，正是所谓“言而不言，不言而言”，只要言论合于自然，则言不碍道，由言悟道。


                                                                          三、结语


　　总之，庄子指出了语言的局限性：“夫道，窅然难言哉！”（《庄子·知北游》）但并不是说抛弃语言，因为无言也非道：“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庄子·则阳》）言论和沉默都不足以表达“道”的极致，既非言说又非沉默，这才是议论的极致。庄子的语言观同佛教的说法有一致之处。佛教认为，语言是由因缘和合所生，既然是因缘所生，所以没有自性。既然没有自性，那么，语言不是真如（事物的终极），语言也不能显示真如。所以，不能对语言产生执着，即所谓“不立名相”，相似于庄子的“言不尽道”。虽然语言并非真如，但却不能废弃言说。为了度化众生，应以语言为方便，使众生从名相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即所谓“非不立名相”，相似于庄子的“言不碍道”。“不立名相” 与“非不立名相”，即是佛教所奉行的不偏于两边的“中道”精神，与庄子的“非言非默，议有所极”有着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