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珮（1911——1988）先生，字玄默，一字晓容，人称文正公，晚号守拙斋主人。安徽滁州人，先世江苏武进。五岁启蒙，一九二八年肄业于县立中学，旋即在滁州小学执教，一九三O年考入安徽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师从姚仲实、罗根泽、周予同等著名学者，一九三四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先后执教于新疆学院、新疆女子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等学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职教授等职，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桃李天下，建树颇多。
　　先生就读于安徽大学时，曾应硕儒柳诒征先生之邀，参与安徽先贤教科书的编纂，分撰管仲、朱熹等十余人的传记，以专题论文形式相继刊发于颇享盛名之《学风》杂志，并结集为专书出版，其中之《管仲传》，时人誉为压卷之作。年仅廿一岁，即在《学风》杂志刊发《李义山评传》，洋洋十万言，是为最早以现代传记全面评注李商隐生平创作之专著，至今仍受海内外学人推重，美国学者刘若愚征引尤多，可与一时大家名流之作并肩媲美。后有《成吉思汗评传》、《岳武穆》、《左宗棠》、《张博望》等著述问世，皆为现代学术之力作。
　　先生治学谨严,博闻强识；凡所为文，皆考据详明，辨析精微，既不墨守旧说，又不空谈虚理。每撰一新篇，立一新说，均竭力开拓研究区宇，示后人以轨则准绳。如长期研治《元史》，曾博采西书及蒙文典籍，撰成《成吉思汗评传》一书，详考传主境遇，家族渊源，一生事功，证之以元人典章文物，制度风俗，学人颇多赞誉。书由中华书局一九四三年初版，旋即销售一空，三年之中三次重梓，后又为台湾再版。时人称“词无溢美，语颇叙实，书虽晚出，而见闻颇周，有为魏源、张穆、洪钧、屠寄、柯绍忞、冯承钧诸氏所未逮者”。而《张博望》等书，则至今仍为研究西域史之开创性著述。
　　先生晚年致力于史学史研究，深感欲撰成熟之中国史学史专著，必先致力于基础研究，乃取唐代史家刘知几《史通》为之笺注。时先生尚居“牛棚”，目翳仅取盲人，而昕夕校勘，展卷不休，钩沉稽考，旁征博引，目营手检，颇得其乐。自先生之《笺注》出，《史通》精义由此开发殆尽，士林咸推为古代史学领绒之重大建设，誉为权威传世之作，有功于古人基巨。国家教育部组织专业委员会专家慎重讨论，更指定为历史专业本科以上学生必读之书。
　　先生一生嗜书如命，读书必限定程日，举凡纪传编年诸史，儒家群经及义疏，诸子百家之书，辞赋诗集之文，无不周览，凡有所得，则笔记其端，细字蚁阵，朱墨灿然。晚年目眚，乃以大字移写于另页之上，遗稿未刊者尚有《学思杂记》、《守拙斋杂稿》、《史略笺证》、.《中国史学史散见资料汇辑》等。而早年发表于《学风》、《东方杂志》、《蒙藏月刊》、《国闻周报》等刊物上之五十余篇论文，亦有待搜集整理和结集出版。
　　因长期从事学术文化工作，先生于祖国典籍文献，尤所注意。尝谓“《珠英学士集》敦煌残卷流落西欧，《文馆词林》足本流失东瀛，而国人难睹全豹，殊堪扼腕，斯亦征辑文献者所宜留心”。晚年所撰《史通笺注》在日本引起重视，日本学人增井经夫、石田肇分别在《东洋文化》杂志上撰写评论，推崇备至，并远道寄来有关专著，请先生指教。先生通阅后，却面有忧色，谓“日藏资料可观，是谁之过欤？国人如不奋起，甚至不能在国学领域超过他们（东洋），终难抑其骄矜之气，侵陵之心也，堪为浩叹！”爱国热情，溢于言表。又因半生寓居贵州，视黔省为故乡，关心乡邦文化建设，多次倡议广搜郑子尹、莫子偲遗薯，整理编订其全集，或影印遵义黎氏刊本《古逸丛书》，并亲自以贵阳刻本《书目答问》与范希曾补正本、湖南三味堂光绪二十三年印本互校订补，以见筑本不仅非晚出十八年之湘本所及，且亦可补范本之未备，鼓励同仁后学，贵州历史文献整理大有可为。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闻知此事后，曾先后数次来函，索取先生遗稿，拟编入晚年力作《书目答问汇补》中，近期即可由中华书局出版。
　　先生之学，与时俱进，熔鋳中西，条贯古今，早年撰《李义山评传》，即注意自觉比照东西方古今文论，以凸显传主诗作内涵之复杂意蕴，时上距“五四”运动不过十三年，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先生在研究方法上力求从传统补学的实事求是转向具有现代诠释学意味的实事求是，正体现了“五四”运动的启蒙性质和科学民主的伟大精神。又尝谓解放前为生计而四方奔走，如“乌鹊失栖常不定”，能专心著述教学，则自五十年代开始，因愈加潜心教学和科研，力求多储备有用人才，发扬固有文化精义。先生治学，最重气节，痛恨势利，认为学术动机不纯，其人其学即不可观，早年研治义山，就是因为感到“积乱之余的晚唐，和现代（指三十年代）颇多近似：义山所感受到的痛苦，有许多是我们也感受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出欲呐喊的声音”。《成吉思汗评传》撰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全书以传主临终遗书“欲御敌，心合众心为一”作结，“念缔造之艰难，怀后死之有责”，意在奋起图强，驱逐日寇，再造和平自强之新中国。知者读先生之书，可识言外有哀江南在。故谓先生之书为学术著述可，谓为忧患之作亦无不可。
　　先生亦喜诗，随手命笔，多散佚无存，早年诗词仅存《满江红》一首，编入北大《五四以来古典诗词选》一书。晚年杜门枯寂，读书作文外，则诗酒自娱，撰有《退吟诗草》、《晚晴诗稿》两册。其诗出入唐宋，缘情而发，质朴中正，卓然雅音。临终前闻台湾友人巴壶天教授病逝，因有《哭壶天兄》两首，此可谓先生临终绝笔，亦表达了渴望祖国统一之遗愿。
　　先生既为学识渊博之经师，又为身体力行之人师。早年执教于滁州小学，时校中多宿学老儒，而先生当时年仅十八岁，却能以独特之教艺吸引学生。以后受聘于新疆学院和新疆女子学院，而以任贵阳师院及贵州大学教职最久，造就亦最众。先生授课，不拘成法，生动活泼，骋纵自如，逸趣横生。讲之者容色粹然，精神炯发；听之者肃静无哗，如饮醇醪。其语言之精当，议论之宏通，周纳之缜密，人格之感人，令人历久难忘，景从者极多。盖先生传道解惑，皆出于深厚之学养，真情外溢，理如串珠，人工造化，合二为一，非徒传授知识，亦感发人之本心，使人日益奋励迁善而不自觉。数十年中，先生先后开设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史部目录学、古典文献学、《史通》研究等十几门课程，为国家造就大批专门人才，而踵门请益，受先生沾溉者，更不计其数。文革期间张贴大字报，公布反动学术权威霸占课堂时数，先生竟名列榜首第一，虽闹剧终不值一提，亦可见一生作育人才付出心血之多。
　　先生交游应世，学行并重，质朴笃实，独立不倚，恬淡风趣，虽历尽坎坷，而岁寒之节挺然。少年治义山诗，即喜“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之句；晚年自号守拙斋主人，亦以为处世鲁钝，天资普通，韵少适俗，退然不与世争。然曾子得之以鲁，子贡失之以达，先生之品德文章，又何尝不因“鲁钝”而得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