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1日下午，由贵州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2007年贵州人文学科学术论坛”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举行。参加论坛的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文史馆等6所高校、科研单位，出席论坛的人员近100人，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17人。出席本次论坛的著名学者有武 寅、江蓝生、张海鹏、陈祖武、耿云志、刘庆柱、陈启能、杨曾文等。贵州大学校长陈叔平以及贵州知名专家学者张新民、陶渝苏、王晓卫、杨军、张 清、张 晓、罗晓明、王￥勺等参加了论坛。

　　论坛开幕仪式由贵州大学主持，陈叔平校长首先致欢迎辞，并向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详细地介绍了贵州的历史文化以及贵州大学历史和现状。他说，贵州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多彩的原生态历史文化，贵州大学作为百年老校，中心任务在于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他强调指出，贵州大学十分重视人文学科建设，并举例说修建中国文化书院就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和推动文化的发展。紧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武寅女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文史哲学部主任江蓝生女士，向参加论坛的各地专家、学者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情况、以及实行体制改革和组建5个学部的重要意义。武 寅女士在讲话中说，与贵州大学联合举办人文学科学术论坛，目的是通过一种高水平的交流，加强信息沟通，加深了解和认识，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她还从落实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精神的高度着眼，提出要加强与地方合作；她还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重视这次论坛，并强调说这是第一次以文史哲学部召开的，并且是文、史、哲学部委员参加最为集中、人数最多的一次论坛；她希望通过论坛，与贵州大学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合作基地，共同开展研究，以推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的建设服务。江蓝生女士在发言中说，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这样一个文化氛围和环境中召开人文学术论坛，是非常适合和恰当的，并深感赏心欲目；她认为，人文学科研究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运用扎实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渊博的学识学养来引领学术研究；她指出，组建学部在于整合力量、配置资源，进行学术协调，以充分发挥学部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她还对去年12月份在贵州黔东南开展中央政治局委托的“传统文化与国情调研课题”，得到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支持而向贵州大学表示特别地感谢。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王正和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陶渝苏分别介绍了来黔专家和贵州本地参加论坛的学者。

　　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或论及自己的感受，或围绕人文学科的自身特点和研究意义展开了发言，使整个论坛在和谐、友好的文化氛围中进行。学部委员陈祖武先生发言说，他离开母校贵州大学已经四十二年了，今天看到学校的巨大变化而感到十分的欣慰；在发言中他认为，当下开展国学研究是一条正道，并提到人文学科的研究需要一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还希望通过以院校共同举办的论坛来深入开展学术上的进一步合作。学部委员刘庆柱在发言中指出，要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传承正统的文化，要解决精神信仰，加强民族文化建设；他说，文化与经济关系紧密，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因素也能推动考古发现；他强调，要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在宣传本民族文化的同时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并结合文物考古的实际说明考古重视的是实证，不能只遵循经济利益而不尊重真正的文化多元性；他认为，在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上保护是第一位的，利用是副产品，文物不是增值性产业，提倡从研究和保护文化的前提出发来开发文物；最后，他结合贵州地缘文化的特色提出要加强贵州的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尤其是对于贵州夜郎文化进行考古，以复原贵州的历史文化。学部委员陈启能发言指出，在新时期发扬传统文化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站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继承传统，吸取世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历史文明成果；他认为发展文化要有开放性和世界眼光，在争取文化发言的话语权时不能搞封闭主义、自我主义，而要学习、分析和借鉴国外的文化成果，同时要反对盲目和不加研究的全盘吸收。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发言说，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是贵州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项目是贵州大学进入“211”工程项目中的唯一一个文科子项目，他还形象地用车子的两个轮子来作比喻说，中华传统文化是研究“大传统”的一个轮子，贵州地域文化研究是研究“小传统”的轮子，两者具有交叉性和相互渗透性，并且相互具备一种参照性的视野。接着，张教授就贵州地域文化进行归纳总结，他认为贵州地域文化具有“四绝”，即四个明显特征：一是贵州的“诗”，他认为贵州明清以来“诗”的成就在全国的地位很高，所以有钱仲联“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说法，并举郑珍、莫友芝、周渔潢、陈灿兄弟和黎庶昌的诗成就加以说明；二是贵州的“方志”成就很大、历史久远，他说东晋《华阳国志》就提到了贵州方志，他还用事例指出，整个宋代以来贵州地方志编撰就有360余部之多，方志成就和规模，超过云南，接近四川，《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翘首西南；三是贵州的“禅学”成就高，他说明代的逃禅活动推动了贵州的禅学发展，认为明清临济宗在贵州发展活跃，《锦江传灯录》、《黔南会灯录》、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以及当代编撰的《黔灵丛书》详实地反映了禅宗的兴盛情况；四是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苗族的仰阿沙、贾，侗族的大歌、古歌等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世界、行为世界、思想世界、艺术世界、信仰世界，是民族的文化记忆，它值得深入地研究和开掘，同时在贵州少数民族中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如清水江林木契约文书、彝族文献、水书等等。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对于贵州的乡土文献资料的研究，不能是一种资源掠夺性的获取，而是大家共同参与式的研究（包括国际性的参与研究）。学部委员耿云志发言说，思想史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才产生的，他指出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重视的是政治思想史，与国家的利益有关，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后有较大的变化，但是思想史的写作体例和方法没有摆脱学案史的体裁；耿云志委员还对一些学者认为思想史应以大众观念、大众思想为主题进行研究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历史人物思想能成为思想史的内容必须具备三个特征：一是要有针对性，二是要有系统性，三是要具有影响性。所以，他认为大众的思想不能成为思想史的主体，思想史仍然是精英的思想，根据社会的发展，大众可以参与，但要正确处理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他还就思想史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过去研究思想只注重每个历史思想人物的个人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很少探究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背后的文化背景、生活状况和社会环境等原因，因此他认为思想史研究的方向在于要把握思想动态，探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把思想的渊源揭示出来。学部委员廖学盛从世界历史研究的视角发言说，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形态与社会更迭的过程，前苏联用世界各国的历史事件汇编成世界历史大部头教材和著作是对世界历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影响深远；他指出，虽然苏联垮台了，但是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值得继承和完善的，同时苏联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值得思考和借鉴。贵州大学历史系张清教授也发言说，从贵州的地域来看属于边缘地区，相对中原而言存在一定的差距，历史研究的信息和资料缺乏，希望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和帮助。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就中国佛教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展望进行了发言，他在回顾中国佛教研究的历史时，认为古代佛教研究注重佛教与史学的结合，受文史编撰体例影响，佛教典籍注重编年体例；他在回顾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中，指出中国历代政府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因此宗教在中国没有出现过较大的变乱；他认为现、当代佛教研究的学术成果超过了封建时代后期；他强调说，佛教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运用历史、哲学的方法分析佛教代表人物和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要重视文献资料的利用和考证，并注意时间、空间关系；他还说，搞学术研究要“甘于寂寞”和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学部委员张海鹏发言指出，《中国近代史纲要》成为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是中央正确的决定；他说最近编撰了《中国近代史纲要》通识教材，吸取了学者最新研究成果：一是历史断线和分期以1840年为近代开端，1949年为现代起点；二是对中华民族的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作了描述，突出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历程。他还指出了以此分期和编写是为了让大学生更加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同时指明进行近现代史教育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意义。

　　通过举办人文学科论坛，加深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贵州历史文化的了解；增进了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了贵州大学和贵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