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又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而又显得中国落后了，其实，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一再认为自己是落后的民族，这是因为西方工业文明看起来是很先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看起来是要发达一些。随着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的出版（1898年），达尔文的思想和形象在中国日益普及，实际上，西方民族以生存竞争为内容的变迁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势力的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中国传统世界观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仁慈的。人类必须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尊重大自然，否则就是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所以中国古人认为，如果万物能够尽到万物自己的本性，才可以佐助天地的变化和生育；这其实就是我们现代科学讲的生物圈、生物链之意。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者，以至到现在的泛科学主义者，根据西方思想模式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予以全部否定。既然传统的整体性被认为是由它的根本思想有机地形成的，因此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的形式，便是全盘性的思想上的反传统主义。他们认为，儒教与传统的帝制早已盘根错节地纠合在一起，因而使反传统主义者认为儒教与专制从来就是预先安排在一起的。然而，证诸先秦儒家的原著，如《周易》、《道德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等，或儒家传统整个的复杂演变过程，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谴责未必是正确的。
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因为刚刚摆脱“黑暗的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又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以及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使得西方资本家们忘乎所以，他们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为了促使原始资本的积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舒适，更阔绰，便开始了对大自然血腥的征服和掠夺，对其他人类的征服和掠夺、剥削，以为他们是人类中最伟大的，是可以战胜大自然的，是可以征服大自然的。因此，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能够更好，这二百多年来盲目、拼命发展，不惜一切地利用资源，发掘资源，向大自然不断地索取，因而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因而导致了大自然的平衡被打破。生态圈、生物链的被破坏，从而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非洲大沙漠等等沙漠化、石漠化地区在公元前都曾是水草丰美的地区，正是为了人类的“生存”的需要，如今才是荒芜遍野。一开始是人类向大自然挺进，自豪得不得了；而现在却不得不一步步后退，让位给沙漠，让位给日益恶劣的环境。当人类都不得不挤在一堆的时候，剧增的人口又会使有限的生存环境、生存空间遭到严重的破坏。这就重蹈了古罗马帝国、商纣帝国为追求享乐而灭亡的覆辙。中国有一句老话：“有一利必有一弊”，现代科学技术确实使得我们的生活舒适而且方便了，可这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舒适与方便，因为化学物、化学废气、煤炭燃烧的废气、石油燃烧的废气、核燃料的废气等等，都在日益破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层以及土壤和水资源。一旦我们生存的环境失去了自我调节的功能，我们就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自己死去。
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和地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独存在的，既然有了天，有了地，万物和人类就自自然然出现了，而万物彼此和谐地共同存在这个天地之间，是有着彼此的需要，也有着彼此的利用，如果某一个物种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抑制它物的发展，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根本资源。如果失去了根本的资源，还能怎样发展呢？那就是自掘坟墓。这就是周文王、老子、孔子和子思从个人的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上，进一步谈到人类的生活方式也要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上的问题。
虽然我们现代人都认为古人缺乏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但从先秦的许多著作上，我们也了解到古人是有很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的。从《易·坤》卦中的“不习无不利”，到《国语·鲁语上》：“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罜蔍，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再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强调人类应与自然和睦相处。周文王用“直方大”来形容大地的初始是由凝聚、凝结而成的，其刚直以及地大而物博。而大地的这种地大物博，乃是上天与大地自身的运行变化规律所产生的，所界定的，不是人类所能安排的。因此，人类对大地的这种地大物博，对大地的这种自然生存的物理条件，用不着去调节，“不习，无不利”，不去进行调节，并不意味着一味地顺从天地之规律，而是说要遵重天地的这种独特的规律。天地之所以有它的这种独特的运行变化规律，是天地生成所必然的，这就是所谓的“生物链”、“生物圈”的意思，若是人为地、恶意地去调节这个“生物链”、“生物圈”，也就是破坏了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而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一旦被破坏，就会导致天地运行的不正常，从而将使人类难以在这个天地之间生存。《国语·鲁语上》所说的在动物生长期禁渔禁猎，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人类应顺其自然，掌握、把握好这些运行变化规律，并适应这些规律，就能在这个大地上很好而且更好地生存。其实，这些就是古代人类典型的“环境保护”思想，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环境，是有其独特的运行变化规律的，万事万物之所以生成都有它一定的道理，而某些人却想去调节这个规律、这个环境，无疑也就违反了天地的这种独特的运行变化规律。而天地的这种独特的运行变化规律一旦被破坏，也就会导致人类的生存发展规律被破坏。我们知道从周朝以来，古人是很尊重大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传承，一直延续到今天，人类若是破坏了大自然，也就等于是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大自然的被破坏，也就使大自然失去了平衡，而不平衡的大自然就会失去正常的运行规律，从而产生不正常的自然灾害，这就是古人认为的上天的报复。而人类，尤其是一个人的能力是会有穷尽的，是有限度的，因此要顺其自然，不可滞碍、阻塞大地之敛藏的特性。人类生存在这个大地上，本来就是很艰难的，不仅要适应天寒凝冻，还要适应酷暑热浪；不仅要饱腹，而且还要解渴；不仅要遭受洪水之灾，还要遭受烈火焚烧；风吹雨打是家常便饭，雷电交加也是经常见到；但人们还要相互战斗，相互争夺，实在是不可理喻。人类的相互关系，血缘关系，如果追根究底，应该是幽远、深厚而美好的；人类如何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上求得生存？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们终于意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生活；不但抗击天有不测风云的自然灾害，抗击其它生物的侵害要依靠群体，而且种植和创造生活资料也必须要依靠群体。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并由此而产生了群体意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就要维护群体，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而劳动，而付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这就是人类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而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这种群体意识也就是国家的起源。
因此统治者应省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向大自然掠夺过多，征服过多，以至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在《周易》中，周文王一直都在探讨法度和法规的改革和修治问题，应恐惧不合理的法度和法规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修治和省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也就是《诗·小雅·小旻》所说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恐惧害怕呀，就好象来到深深的水潭边，就好象走在薄薄的冰层上。正因为恐惧害怕，才能小心谨慎地处理一切事物，才能小心谨慎地对待一切法度和法规的改革和修治。
但是为什么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思想没有得到传承呢？其实，从春秋时期起，社会上便开始流行起“快餐文化”了，虽说从孔子学习的有三千弟子，但大部分人只想学一点当官而能很快地取得经济效益的本事（这与现在一样，学校里学到的都是“技能”，音乐、美术、舞蹈等其实都是技能，以期在毕业后能找个好工作），根本不思“人与自然”、“仁义礼智信”的根本含义，这就不得不使孔子扼腕而叹了。这种“快餐文化”要求简明扼要，一看就懂，而且可以照搬硬套，不用动脑筋，这样的“文化”因此就越来越浅薄了。以至到了汉朝，董仲舒便断章取义用来做为汉武帝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越发展到后来，到宋、元、明时期，这种趋向就越明显。
《老子·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个意思是说，圣人之不敢有所作为，是因为完全懂得了万物的道路和规律的崎岖与曲折和多变化，是因为懂得了万物彼此相依而不可贸然调节的道理，所以他们不是以明白的道理对待人民，而是让人民自然愚昧。老子的这个思想，直到现在都多有人反对，认为这种愚民政策实不可取。其实是我们没有弄懂老子的思想。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人类也不例外。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愚昧阶段，人类不可能从一诞生起就是聪明的、有智慧的。虽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了，但我们并不能认为我们现在就已经走过了这个愚昧阶段。相比于大自然的奥秘来说，现代科学技术还很幼稚，远远没有了解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奥秘，怎么能说我们很有智慧呢？只不过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的智慧确实是要高一些。然而某些动物的某种智慧比人类要高，我们还没有弄懂它们，又怎么能认为我们比它们聪明呢？而人类想要摆脱和超越这个愚昧的阶段，并不是短时期就可以办到的。相比于地球历史来说，人类有史以来的这五千年，只是一霎间。如果以地球历史比喻为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话，人类这五千年历史只是一分钟。所以，在绝大部分人们还处在愚昧阶段的时候，就不能提倡以智慧来治理国家和人民。从第五十六章起，老子其实一直在谈智慧问题，作人要有智慧，作一个统治者更要有智慧。而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在于有很多所谓的智慧。所以，以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因为这个所谓的智慧，相比于宇宙大自然的智慧来说，仍然是愚昧的。所以，用愚昧的智慧来治理国家和人民，必定也是愚昧的，是有害的。而不以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气。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圣人之不敢有所作为，是因为完全懂得了万物的道路和规律的崎岖与曲折和多变化，是因为懂得了万物彼此相依而不可贸然调节的道理，所以他们不是以明白的道理对待人民，而是让人民自然愚昧。而人类却不可能永远愚昧下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通过劳动，自自然然的终究要走过愚昧的智慧这个阶段，从而才能真正拥有智慧。
知道了这两者的道理，就是知道了囤积的方式。人类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是通过劳动而逐渐增长的，知识的囤积，就是智慧发展的必然过程。任何东西，任何事物，如果没有囤积的过程，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周易》里面有个《屯》卦，屯者，聚集也。坎为水为云在上，震为雷在下，云不集则雷不生，云集而后有雷鸣。雷发则威势赫赫，震天动地。因此，要想有所作为，必须仿效天上的云一样迅速集结，将自己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力量聚集后方能产生一定的威势。人，是要群居的、群聚的，作为一个单独的人，在这个大地上，在这个社会上，力量显然是很弱小的。作为一个部落、一个诸侯邦国、甚至一个民族，相对于大自然来说，力量也是弱小的。因此，要想在这个大地上很好地生存，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即使作为个人，也必须身强力壮，才能进行生产劳动，而只有知识上的屯积与丰厚，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因而，认识到这个屯积过程也就很重要了。
时常知道囤积的方式，就称为知道幽远而深厚的规律。也就是说，人类要在知识屯积的过程中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才能真正拥有智慧，这就是人类发展的规律。只有认识到这个规律，才不会用所谓的愚昧的智慧来治理国家和人民。那么，怎么治理国家和人民呢？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和人民呢？老子在一开篇就说过：所以圣人处理事情好象没有什么作为，实行不用语言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方法。万物自己生长而从不说自己就是开始，生育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依赖、依靠什么，大功告成而不占据什么。这只有不占据，所以就无所谓失去。这个人类发展的幽远而深厚的规律很深，很远，是与万物共同归返的，然后才能达到顺畅的境界。而达到这个顺畅的境界后，才是人类真正幸福的一天。
其实，这里面牵涉的就是一个问题，传统与反传统问题，从成汤反夏、文王反殷、秦王反周、刘邦反秦，以后各朝各代的建立，都有这个反传统问题。这个反传统到底反的是什么呢？反的就是私有制！然而各朝各代的君主们一旦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便关心起自己的既得利益了，既得利益不许侵犯，切身利益就更不容侵犯。因此社会矛盾日益冲突，各阶层的冲突就愈加激烈。自夏启王天下以来，天下成了一家的私有，由于人类私心的膨胀，占有欲的扩张，人类便开始了相互的战斗、相互的争夺，并美其名曰：为了“生存”！从争夺人类赖以饱腹的食物开始，到争夺财产，再到争夺可以生产财产的土地，人类的私欲失去了限度，变得荒淫而可怕。人类更失去了应该凝聚的特性，成了一盘散沙，各自为阵，顽固地坚持着所谓的民族习惯、民族风俗（所谓的优秀种族），个人利益，并且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采取了纯粹的地方保护主义，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根本不考虑、不在乎别人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不考虑、不在乎别人的生存与发展，不考虑、不在乎大自然运行的独特规律，只想自己来统治这个大地上的人类，统治大自然，作威作富，只手遮天。因此，人类发展到今天，便形成了贫富不均的严重状况，贫富差距越拉越大，10％富人便占有了90％的资源，统治了90％的人民；因而便导致了人类发展的滞后。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可以佐助天地的变化和生育，才可以和天地相配合。也就是说，要帮助万物都得到发展，人类自己才可以得到发展，如果万物都灭绝了，人类靠什么发展？就个人来说，要帮助身边的人都发展，自己也就不会贫困；如果自己身边的人都贫困了，你一个人想得到富裕和幸福？一个国家富裕了，而周边国家却贫瘠荒芜，这个国家怎么又能发达呢？因此，保持着人类的中庸之道，保持着个人的中庸之道，乃是人类迫在眉睫的大事情。
因此，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先进”，是以牺牲生存环境为代价的，而所谓中国的“落后”，是以保护生存环境为目的的。从中国古代的采矿术、冶炼术的发展以及中国科技文明史中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由此来看待所谓的“先进”与“落后”，我们不得不深思“传统”与“反传统”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周文王在《易·需》卦中谈到人们的需要和需求，并着重指出在需要和需求中的“事与愿违”，就是想说明人们所愿望的并不一定象是所想象的那么好，大地需要雨水滋润，人类和万物也需要水的滋养，然而雨水的降临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来大了，来多了。它远远超过了人们所愿望的，好事变成了坏事。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的需要和需求是有一定限度的，天时、人事的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律的，我们只有顺从与适应这个规律，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我们所愿望的好事不一定就会是好事，它很有可能变成坏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需要和需求过大过多，就会出现“事与愿违”的事。对于这个问题，五百年后的老子、孔子、曾子、子思等人都有许多论述。老子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九章》）。”就是希望人们的需要和需求不要太过分。孔子和曾子、子思的“中庸”学说更是鲜明地提出，人类的生活方式必须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上。把保持在中间状态的需要、需求理解为一种良好的品德、品行，使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能做到，这个社会才能安定团结，这个国家才能富强。
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是根据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而总结出来的人们最需要遵循的一种生活方式，遵不遵循这种生活方式，全在于各人自己的意愿。因为只有遵循这种生活方式，人生才能够得到快乐和幸福；如果是勉强自己遵循这种生活方式而造成痛苦，那也就不对了。“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中庸·十四章》）。”即不要在自己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羡慕自己地位以外的名利。如果诚心于富贵的生活方式，就行为于富贵的生活方式；如果诚心于贫贱的生活方式，就行为于贫贱的生活方式；如果诚心于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就行为于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如果诚心于患难的生活方式，就行为于患难的生活方式。君子无论进入什么情况下，没有不是悠然自得的。而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是自己的人生道路和规律所决定的，也是自己所掌握的。比如一个人少年时期不学习，长大后不学无术，这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光是怨天尤人能解决问题吗？如果自己努力了、奋斗了，做出了成绩，社会终是会有回报的；如果没有回报，也就说明整个环境变化的趋势还没有形成，所以暂时还不能使用你所努力奋斗的东西。因此，自己首先要做到对上不怨恨天，对下不求全责备于人。而所谓的“西方工业文明”、“现代科学技术”，其所追求的是个人的生活上的舒适与阔淖，违背了大自然的道路和规律，所以，必然要走向穷途末路。
所以，君子辨别那不断变动着的以等待变化的趋势，而小人们却冒险行为以为可以侥幸打破人生的规律。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到，便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恣意纵欲；殊不知，你既然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你自己如果偏离了、走岔了、跌倒了、躺下了，这都是你自己个人的事，不关别人的事。如果有人看见或听到而拉你搀你扶你帮你，这是你的幸事；如果没有人看见或听到，就不会有人来拉你搀你扶你帮你了，你由此也就走不好你的人生道路。而走不好你的人生道路，你就不能获得快乐和幸福。而不快乐和不幸福的生活是谁都不想过的。所以子思在《中庸》一开篇就讲这个道理，就是希望人人都能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使自己生活得快乐而幸福。
而周文王在《易·节》卦中便展开了对节制问题的讨论。上天有节制，才会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上天有节制，才会忽晴忽雨，忽风忽雷，而因此万物才得以生长。所以我们人类的行为也要有一定的节制、节度，我们才有可能做成功事情。商纣王“不节”，他就会穷尽，所谓的“西方工业文明”如果不节制，也就会有穷尽；而如果我们安于“节”，就会亨通。苦与甘相对，急与缓相对，迟缓的节制使变化也就要慢一些，所以我们既要安于上天的节制，也要懂得迟缓的节制方法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我们摸清楚“节”的规律，适应其急缓的变化，我们就能掌握在这天地间生存的主动权。所以，我们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存问题上，更应该懂得“节制”，才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好！我们才能更幸福、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