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意义的关怀和重视贯穿于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儒、释、道三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生命现象，但在最高的本体层面上则是相通相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将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视为艺术境界。作为艺术中最为玄妙的音乐，则与儒家对生命境界的理解，更有了存在论的结合。

　　在儒家的音乐美学观中，有重视“礼乐”社会政治功用的一面，这以他们入世的人生态度与积极的进取精神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儒家也非常重视生命意义的境界追求，看重“为人生而艺术”的音乐，只不过他们讲求的是音乐与善的统一，特别是在最高的人生境界层面获得美与善自然而然的统一。他们追求的“大乐”，是与“仁”相通的大解放，大自由的快乐。儒家所向往的理想人格乃是对生命局限不断突破、不断提升，最终达致“圆善自由”境界的超越性人格。孔子对人一生修道提出的六个阶段：“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人生修养境界的进升阶段，当人生境界达到“耳顺”与“从心所欲不逾矩”时，也就进入了“圆善自由”的至高境界。在儒家的人生理想中，人生境界不能只停留在世俗的小我完善，而要升进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的超越性至高境界，此时的境界与自由的艺术境界已是完全相通的了。孔子与其弟子在谈论各自志向的一段对话对我们颇有启发：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按照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孔子应该赞同子路的理想，“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此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英雄气魄，却遭到孔子的“哂之”，微笑中包含着否定。如果说孔子是因子路的过分自负而不予信任，那末冉求的态度谦虚多了，他的理想是治理方园六七十里的小国家，使那里的人民丰衣足食，而“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文化上的事就要让更有道德学问的君子来实现了。冉求量力而行，积极入世，却也没有得到孔子的认可。公华西更为谦虚谨慎，愿学“宗庙之事”，为国家服务，孔子不置可否，唯对弹琴的曾点感兴趣，一再要他说出自己的志向。曾点的想法以几位积极入世者颇有不同，仅仅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愿望比起几位师兄，太不足为奇了，可恰恰得到了孔子的赞同。这几乎成了对儒家价值观争论不决的公案。孔子为何独赞同与曾点的人生观，古今诠释各不相同，唯朱熹《集注》的解释最为精当，揭示出儒家对超越境界的精神追求，朱熹曰：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言其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无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现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

　　曾点所向往的人生境界正是孔子理想中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艺术境界。孔子认同曾点，正是感动于与道德境界融合的艺术境界，“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这种艺术境界深深融合了“仁”的精神，是美善统一的“乐境”。儒家对“乐境”有着极强的价值判断，“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在这里，何乐该“益”，何乐该“损”，界限十分清楚。儒家的“乐境”乃是内含道德精神的“乐境”，并非声色骄奢、吃喝放纵有损于道德的乐。再体会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感慨，可知“尽美”“尽善”指的已不是一般的美善，而是至高的艺术境界与道德境界的结合。“三月不知肉味”乃是超越了一般感知，进入精神境界的畅游状态，非一时之小乐，而是沁人心脾、旷日持久的大乐。孔子在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同时，也提出了“游于艺”，将之并列为人生实践的信条。“艺”（也包括音乐）与“道”相通，二者相辅相济，从艺术的美妙中体悟道，认同道，修身成道。

　　在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中还包含着造化天性的预设。儒家认为人格修养最高的境界乃是回到天性，即拨开障蔽，回到不被污染的真性情中去。《乐记》中关于 “人生而静”的观点，认为人在没有受到外物诱惑或牵动时，是纯善清静的，此为人的天性，与天性相符的音乐也就有着纯善澄明的特性。《乐记》提出“乐由中出，故静。礼由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在这里，“乐由中出”的“中”即是没有受到污染的本性。“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是美善到达至高境界的呈显，由易与简即可回归静，回归天性，回归自然。徐复观先生说：“乐系由性的自然而感的处所流出，才可以说是静；于是此时由乐所表现的，只是‘性之德’。性德是静，故乐也是静。人在这种艺术中，只是把生命在陶熔中向性德上升，即是向纯净而无丝毫人欲烦扰夹杂的人生境界上升起。”（徐复观著《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8页）。进入无人欲烦扰夹杂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进入了超越的境界。在美与善至高境界的陶养中实现人性生命的圆满完成，这应该是儒家音乐思想中最具理想色彩的目标。

　　在儒家看来，与宇宙生命相联系的艺术精神最为可贵。儒家视宇宙的伟大在于大化流行，生生不已，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曰：

　　君子黄中之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易经·坤卦文言》）。

　　宇宙生命涵化一切自然生机，也促发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由此而萌发的美，产生的艺术，即是宇宙生命开出的精神之花。故而儒家十分珍视音乐所展现的充满纯美的太和境界，认为这是宇宙生命的自然流露。中国人将音乐的乐律音声都赋予了浓烈的生命情调，音乐已非物理的音声，而和宇宙万物的生命形式紧紧结合在一起了。《汉书·律志》云：“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唱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象这样的比喻，在西方几乎是没有的，西方人将音乐视为满足人的情感需要的审美对象，探究音乐的音响结构，内部规律，声音就是声音，其物理的属性吸引着探索者，积极寻找美妙的音响形式以增强音乐的魅力，满足听觉的和心情的审美需要。他们没有让音乐负载这么多的文化信息，生命信息。中国人对音乐的需要，不仅仅是满足感官与心情的愉悦，而是将之与生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音乐对于人的涵养化育“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音乐的存在已具有了拓展宇宙人生的最高境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