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这些著作在海内外都有很大的反响，现在杨先生已转向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他，这是我们书院的荣幸。以下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先生给我们做学术报告，讲题是“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中国的生态维护”。
在座的各位，下午好！
首先非常感谢张新民先生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和年轻的朋友们见面，一道来交谈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当然，对各位的光临我也表示感谢。因为接下来有很多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需要一道来探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对这个题目我只能说是浅谈。对生态人类学来说，恐怕也仅止于浅谈。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一个学科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陌生的，真正把生态人类学这个学术理念提出来，其实非常非常晚。在此之前有人已经提出了文化生态学，人类生态学这样的理念，而生态人类学真正被学术界公认，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距我们现在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不仅我们大家会感到陌生，其实我也感到很陌生，我当然也只能浅谈而已。
今天要谈的生态人类学问题，我们从它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它是以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从终极意义上来说，它必然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以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它不是真正生态意义上的生态学。从我们国家学科的定位来说，它是人文学科，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一点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此之前生态问题早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有关生态问题的学科、专著以及相应的理论方法，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需要声明的是，以往很多有关生态问题的研究和我们要讲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生态人类学更需要关注的是：文化和社会这两方面的事情，而不是像此前已有的研究那样，通常以生态为起点，或以生态为终点去展开研究。它在终极意义上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为什么会面对生态问题，人类社会又如何去化解这些生态问题。出发点是人类，归宿也在文化和人类社会。就这个意义上说，大家如果很留意的话，可以查到许多带有“人类”字样的论著，甚至有相应的学科名称，还有专门的杂志等等。比如人类生态学，目前我们看见的就有好几部。如周鸿著的《人类生态学》，王忠康著的《人类生态学》等等。类似的著作不仅中国有，而且外国也有。这样一些学科，虽然名称和生态人类学很相近。但大家可以看得出，从汉语修饰关系来看，它是以生态为研究对象的。这些学科的修饰关系和生态人类学不同。也就是说，那样的学科名称、出版的著作或者是学术机构，目前已经拥有了一批贡献很大的专家，他们形成的理论和结论，通常是把人类作为一种无差别的生物群体去对待，是把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去加以研究。然而把人类与其他物种相并立去展开研究，这和生态人类学有很大区别。当然，他们的研究结论同样有价值，而且也会对我们今天的生态建设做出很好的贡献。我们不是要排斥别人，而是要意识到这种理论建构的差异，以便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清晰的分辨。因为怎样去理解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又如何去处理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生态人类学理解与对策会很不一样。
此外，大家还可以看到，还有所谓的社会生态学。这个名称起源很早，在20世纪中期就出现了。他们的研究思路，不是从社会出发，而是从人的生物性出发，去理解人类社会的特点。也就是说，用人的生物性特征去解释人的社会性特征，这句话或许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是他们研究的基本思路确实如此。关于社会生态学这一名称，下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同志们如果留心的话，可能早就看出来了。比如说，它根据人的生物性去理解人为什么会自私？人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人为什么会有侵犯性或者领土欲望等等。他们事实上是把人类的思维纯粹地生物化了，那么得出上述这样的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他们的结论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显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是要排斥这样的理论，我们还是可以拿来作参考的。因为人毕竟不能摆脱自己的生物性，人类某些行为确实具有生物性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包括人类社会的建构也得重视人类的生物性存在，这也是事实。这样研究的结果，它同样有参考价值，同样应当学习和了解。
还有对文化生态学和生态文化学这样的提法，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提法是文化人类学本身建构起来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斯图尔德，但他的思想是发端于鲍亚士的学生们，如克娄伯和威斯勒这些人。他们的基本思路是要用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去说明文化形成的原因。为什么每个民族会有完全的不同的文化呢？这些文化是怎么产生的呢？斯图尔德把它归因于环境作用的结果。也就是生态环境对文化有模塑作用。那么生态环境又是怎样塑造不同文化的呢？具体来说，地球上并存的生态系统千差万别，千姿百态，光怪陆离。那么接下去的结果就是十分理所当然的，人类的文化也必然千姿百态，他的研究思路就遵循这么一种逻辑。那么在这样一种学科的旗号下，所做的研究工作，其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他们解决了一连串的很多问题。
大家都知道，文化人类学在产生之初，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仅在于文化本身，仅在于人类社会之内，是就人类社会本身去说明文化的本质，就人类社会本身说明他的社会。这样的研究根本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人类社会所处的环境。不过问环境对文化和社会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早期文化人类学的特点。这样的特点是由一个基本思路所决定了的，那就是人类是地球上特殊的生物群体，人类的特殊性在于他可以超越环境。至于能超越到什么样程度，当时没有人提及，只是一味强调人类不同于一切生物。因为人类可以改造环境，所以人是独立的存在，独立的思考，研究文化当然可以不必考虑人类所处的环境因素了。学习文化人类学的人都很清醒地记得，以后发生的学派——社会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等等。这些后起的学派，在不同程度上，早已扬弃了早期经典进化论的，一些比较僵硬的，教条式的看法。他们开始注意到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是仅此而已。而在真正意义上，把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明确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问题去探讨是克娄伯和威斯勒等人。斯图尔德完成了整个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建构，明确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特点是，从生态学的特点出发，去说明文化的成因，以及文化演替的规律。一个很著名的比喻就是斯图尔德提出来的文化结构模型，他把文化想象成一个多层的夹心蛋糕。文化的基础也就是决定一个社会生死存亡的依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供生存物质和能量的根基就是所处的环境。因此，这个蛋糕的基层部分被斯图尔德称为文化的“内核”。只有内核能够运转后，人类社会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组织，建立起自己的观念形态。大家知道，“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 这个蛋糕模型的核心，其实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实际上是粘在环境这个系统中的。这个生态系统中有什么样特点，那么在它的文化中，肯定会有相应的特点。
当然他所下的结论说得很有保留，他只是承认，环境因素对人类的文化可能产生影响，但是不会只有唯一的影响，这就是文化人类学长期把他的理论称为可能论的基本原因。他做的这个保留很有价值，因为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也可能并存着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在我们国家就有非常典型的实例，汉族和回族几乎都在城里定居，他们所处的环境完全相同。但是汉族和回族你要说他们的文化完全相同，这就无从说起了。此后随着研究的更加深入，在同一环境中，并存着两种乃至多种不同文化的实例，不断被发现，这样的例外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汗牛充栋，那么对这样的例外就必需加以解释了。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人类学必须对自己的理论建构进行反省。文化人类学既然以研究文化为出发点和对象，那么文化与生态环境到底是什么的关系呢？更加不能解释的是，生态环境如果不是文化的唯一成因，那么又是什么原因来决定文化的其它特点呢？这一系列问题，都迫使文化人类学家去思考他们的理论建构的不足。当然也就在这个时候，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迫近，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日趋频繁，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已经近在眉睫了。上述问题也就更具紧迫性。
环境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摧毁了我们原有的很多人文学科的理论建构。这不仅仅是文化人类学，还包括经济学，法学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生态问题很难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轨道去加以描述，人类很多的经济活动，总是在现存的资源下去规划资源的利用，而不是考虑资源该怎样再生。林业就只管砍树，而不管种树，我们总是相信树自己会长。我们只知道要用水，人们的经济活动都要用水，但是却不知道水资源该怎样去维护，在我们此前的理解中，这些都是“上帝”或是“老天”赐予的。天总要降雨的，水是用不完的。然而实际上，水资源、森林资源、化石能源，到今天，几乎是被用完了，森林更新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们利用的速度，水资源也是这样。这一系列问题对今天而言，已经成了严峻的挑战。对人类社会而言，不仅是要考虑眼前的利用问题，还得考虑一个持续利用的问题。要考虑持续利用，就得回到一个终极的问题上去，人类社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人和生态环境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人类会造成这样的危机？要解除这样的危机，人类到底能做什么？对这样的问题必须加以回答。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全球背景，加上文化人类学自身在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因而催生了生态人类学的提法。以后又逐步完善，生态人类学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生态人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边沿学科，或者是一个分支学科，应当把它明确的提出来。这样一来，在西方和东方就开始有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学者，以生态人类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选项，并且形成了一批成果。
目前在我国，以生态人类学命名的译著已经有好几部了。如美国罗伯特的《生态人类学》、日本秋道智弥的《生态人类学》，都是用这个名称命名的专著。也就是说，到此为止，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一概念。那么目前学术界对生态人类学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这当然要包括实践应用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建构。从实践应用方面来说，很多学者都倾向于用鲜明的个案，去解读不同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生态机制。在他们传统的知识系统当中，是否可能蕴含着能够医治眼前生态创伤的有效办法和思想，这么一种研究在目前极为盛行。如发掘地方性知识，利用生态知识，维护人类生态安全等等，这样的提法已经很多了。具体描述每一个民族的生态经验、生态智慧的文章和著作也不断涌现，这些都是关于实践应用方面的研究。在这些实践应用的研究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各民族传统的生态知识和经验如何与现代文明所理解的自然科学相接轨。举例说，文化人类学家，即使是发现了，又记录了，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推广利用了，然而这些名不见经传，只停留在普通老百姓身上的，甚至我们还不知道该叫什么名字的知识和经验，要其它学科认同它，该把它们放到什么样的地位上去呢？那些只存在于某些特定民族头脑中的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我们不妨把它纳入现代科学的理论架构中去进行解读，但真正获得解读之前，只能暂时认定这样做肯定会有好处，能够解决一些繁难的生态问题，此前的一些研究，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得到学理的证明，这仍然只是一个经验，仍然只是一种技能。虽然可以用，但却说不出道理来，那么要别人跟着这样做就没办法了。这样的结论就无法推广应用，这样的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走到这一步，我们迫切需要弄清楚的，地方性生态知识的积累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建构在哪些方面可以相互沟通？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后，以上提到的实践活动才能做得理直气壮，也才能得到更多的人响应。
另一方面是理论建构，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也走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历程。原因在于生态人类学既然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那么出发点就得看人的行为，就得看人的活动，从社会活动当中透视他的文化，然后就文化本身去观察具体人群的生态行为以及他的生态后果。这样一来，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什么也就容易说明了，过去对文化的理解总是把它当作一种超然的存在，文化自己会运行，在人的头脑当中他自己会发挥作用，会组织社会。那么现在插入了另外一个因素——生态环境的因素，你又怎么加进去这个因素呢？怎么认识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呢？人的存在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以前的文化人类学所没有考虑过的问题。现在人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在于，人的社会存在和生态环境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在什么角度上不能脱离生态系统而存在？又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他可以再造“生态系统”，甚至可以改变生态系统？这其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正是生态人类学理论建构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当然，还有第二个问题，以往的自然科学，从文艺复兴以来，总是用无限化解后的基本单元特性去说明整体存在的特点。大家从中学学习化学这一门学科开始，就知道，化学讲的就是原子、分子，就是要把一个看得见的物体，如一杯水，要求我们无限划分，划分到我们看到每一个分子为止，然后用这个分子的特性来还原水的特性。物理学也是这样，明明是一辆汽车跑过，我们在分析它的运动轨迹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点的运动。
大家都很清楚，这不是什么新东西，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长期建构的科学研究规范。也就是说现在的自然科学，它主要是以化解到基本单元作为自己的研究手段。因为只有这样分，才能把人们需要验证的对象拿到实验室去加以验证。但是要把一辆汽车放到实验室来验证它的运动轨迹就会遇到困难。我们只有把它想成一个点去模拟它，这样一来才可以在实验室里加以验证。可是要把一座山作为研究对象，那就麻烦了，我们没有把它分解到房间里去的手段。有一个很现成的例子：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要收集在大雨淋湿作用下地表水土资源流失的定量观察和记录数据。要模拟这个过程，我们就必须建构一个很大很大的实验室，把一个微缩的地表模型放到房间里去，再模拟自然界的降水，然后再收集水土流失的数据。这样一个试验规划，当然得花上几千万元，然而这样收集来的数据，是否能代表一座山在自然状况下水土流失的实情呢？谁也说不准。原因在于这样的实验室毕竟是人造的，和自然界的山肯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即使收集到了再精确的数据，也只能说明实验室中的水土流失情况，不能够说明客观存在的某座山坡的水土流失实情。可是如果不这样去做试验，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要到具体的某座山去收集水土流失资料，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还会更大更多。而且收集到的资料只能代表被观察的那一座山，不能代表其它的山，收集到的数据还是没有代表性，无法说明普遍性的问题。因此自然科学家要这样去建构实验室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现在要紧的是我们必须记住，像这样从实验室里获取的数据，其结论肯定偏离了客观的实情，因为客观存在的任何一座山，影响其水土流失的因素很多很多，不仅仅是植被，土壤的结构，岩石的结构，甚至岩石的走向，都会有影响。因而这种实验室里所做的模拟，只能得出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印象。
那么从这两者之间区别的例子中，大家可以意识到它们的到底区别在哪儿了？也就是回答了刚才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发掘地方性知识希望用它去解决生态建设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但是我们的做法很难与自然科学家进行顺利地沟通。其难点就在这儿，自然科学强调要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控制背景下去收集准确的数据，去进行假设的验证。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文化，以及人文科学的专家们所要研究的社会问题，都是一个个无法分割的整体，一旦把它分割了放到实验室里去，那么要研究的文化和社会就不是一回事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文化也是一个整体。刚才讲到的实验室中所种的树，它们也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树和山之间也是依存的，你一旦分割了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虽然也能够形成结论，但这样的结论和分割前的事实已经很不相同了。所以我们要主张整体性研究的思路，与自然科学家主张化解研究对象的思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导致了我们与自然科学家研究方法接轨的困难。弄清这种困难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它涉及到理论建构，更涉及到我们以后用生态人类学理论去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要认真体会其间的差异。
世界上有很多事物是不能分割的，早期的生物化学家作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为了证明人类的大肠吸收营养的过程，他们把动物的一段大肠割下来，灌上消化液——胃里流出来半消化食物，过一段时间再去检测，哪些物质发生了变化，哪些物质没有发生变化，以此来证明大肠把哪些营养物质吸收了。
同学们想一想，这一试验的价值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肠子一旦脱离动物体以后，它的行为方式、运行方式与它活在动物身上时能够相比吗？这个经典的实验，虽然生物化学家早就提出了批判，但是人们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追究，为什么当时的人想这样做实验，而没有考虑生物本身是一个整体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例子可以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不能按自然科学想象的那样无限地细分，分到某一层次后它的性质与它整体的性质已经完全变了。一段肠子脱离生物体后，它已经不是原来的肠子了，而是一个死了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你把它割离一块来观察，无论你割多大，它肯定不是一个整体，它只是一个局部，这个局部体的作用和它整体存在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紧接着我们要谈一谈石漠化的成因问题，我们贵州省石漠化问题不是很严重吗？
我们原来认为石漠化就是没有土、没有水，所以才呈现为荒漠景观。那么，如果天天用抽水机抽水，天天喷撒在石头上，不就有了水吗？对于现代技术来说，这一点绝对可以办到。没有土也好办，我们可以做无土栽培，或者从其它地方把土搬过来就行了，这不就解决土地石漠化问题了吗？但是不然，还有人考虑不到的问题，那是为什么呢？因为石头在被太阳直射的情况下，它的升温速度比植物要快好几倍。在石漠化地带，石头在太阳直射下导致的气温升高，可以升到和沙漠相似的温度，地表砾石表面可以升到近70摄氏度。接近地表的气温可以超过45摄氏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说植物，就是人在里面都透不过气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让生态恢复，谈何容易。因此，我们现在注意到的是，这些不能够划分的物质能量存在形式，它自己有一套复杂的运行规律，这样的规律一旦经过人为分割之后，它原有的性质就改变了。因此我们不能从局部研究它，而必须从整体去研究它。对这样一些物质存在形式，我们就坚决主张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从整体上去了解它，而这恰好是我们人文学科最专长的一面。就是说，不管是文学、史学，法学，经济学，它实际上涉及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化学、物理或者数学问题，它涉及到的是人的心理状态，当时的社会需要，环境需要等等。它是众多因素而导致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因素导致的结果。
既然明白了这一点，这就涉及到20世纪提出的系统论、信息论、整体论和控制论，这样一些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虽然是立足于自然科学、立足于哲学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一概念对于我们把握人文科学的实质很有价值，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生态人类学在内。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只能够这样去理解，人类社会作为一种超复杂的体系，或者是一种自为体系，它自己可以管理自己，自己可以修复自己，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体系。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必须假定的生态系统也是一个个可以自我运行，自我修复的，而且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一个复杂系统，我们把它称为自为系统。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得多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两大自为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人对生态环境发生作用，生态环境对人也发生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去理解人类为什么会面对生态危机，生态问题又怎样规约着人类的行为等等，那么这就成了生态人类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这两大自为系统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不是要破坏这个系统，而是在完整的系统对比下，去认识它们是怎样发生相互作用的。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就可以得出了一个有待商榷的结论。那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其实质意义在于，它是作为一个超级复杂的体系，以特殊的形式寄生在生态系统当中而求得延续与发展的。这个假设极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所有复杂关系。说它是一种寄生关系，其依据在于人类社会存在所需要的一切生活物质和能量都是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吃的物质，呼吸的空气，所喝的水，全是生态系统作用的产物，而不是你自己生产的，这一点大家必须注意。全世界没有谁，也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可以自己为自己生产氧气。最发达的国家恰是氧气最缺乏的国家，美国就是如此，美国不可能那么做的，也就是说，美国在物质上同样得依赖生态系统。离开了生态系统，人类就根本活不了。
能量也是这样，人为什么能够行动？化学家告诉我们，人吃了食物，食物含了生物能，生物能能够转化成人的动能，人就可以动了。这个解释，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你的这个能量从何而来？也是靠生态系统提供给你的。正是因为在现代的这个生态系统中，包括着三大类流动：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类社会全部离不开物质流、能量流以及信息流，而这一切都得靠生态系统提供。就这意义上说，虽然人类是自为体系，可以自己管理自己。但不管是什么样超级自为体系，都永远离不开所处的生态系统。离开了它就没法活，也就不可能存在。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之间只能是一个寄生的关系。寄生现象在生物体中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总之寄生标志着两者必然共同存在，缺一不可。然而人类寄生在生态系统中，生态系统的更新和发育，对人类肯定会发生影响，而人类又可以对生态系统构成干预。正像桑寄生草寄生在在梨树上一样，桑寄生可以从梨树中截取能量、养料、水分，同时它也可以影响梨树的是生长，梨树也反过来会限制桑寄生的生长，它们两者之间尽管并行存在，但两者之间是互动的。也就是说按照生物之间的寄生关系，二者不是相互割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人类既可以影响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也可以影响人类。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见人类存在形式的特点是什么。明白了这一个特点，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追究生态危机又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上，我们就提出了怎样去从事生态研究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现象？那就是说，我们必须用民族文化的观点，因为文化是规约所有人群的具体模式。单个人可以对生态系统发挥作用，但这样的作用不具有整体性，他与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作用有区别。
举个例说，一个人发了疯，天天去砍树，他砍树的速度肯定跟不上树木生长的速度，他破坏不了森林。但是反过来，一群人世世代代，就像“愚公移山”一样，以砍树为生存目的，这就糟了，地球上就不会再有完整的森林了。因此对生态系统而言，怕的不是一个人发疯，而是怕在一种文化规约下的人群，世世代代地持续下去，延伸下去、不断采用同一种行为模式，那么这样的行为模式才是我们所理解的生态危机的万恶之源。在这里并不存在哪个人做了错误的决策，因为错误决策可以被执行，也可以停止，断断续续下去，对生态系统就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同学们已经看过了有关中国生态问题的文章。很多文章这样提，中国的生态问题为什么会被破坏？中国的森林为什么会减少？就是1958年大炼钢铁，全部砍去炼钢铁了。这样的结论仅仅是停留在问题的表层，不能够充分说明问题。就1958年大炼钢铁来看，炼钢铁有炼的时候，也有停的时候。但树木总会天天长啊！为什么大炼钢铁所砍的树就偏偏不长呢？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难道树被砍过以后永远不长了吗？不是那样的。所以森林不怕一次性破坏，也不怕某个人发疯，怕的是“愚公移山”的那种劲头，我就是要那么做，而且是世世代代持续地做下去，那么生态系统就肯定会闹危机。
现在人类就面临一个大的问题，今天我们对现代化交通工具依赖性很大，因此就必须拼命地去抽石油，最终问题自然也就出来了。现在我们能够采到的石油是50亿年以来，太阳光照在地球上，只有万分之一的生物能够不因生物体的腐烂而耗散，而是沉淀在海洋底部和江河底部，通过高温高压的地质运动以后，因为脱氧慢慢的才形成的化石能源。这样的化石能源，已经积累了50亿年。但是人类社会大规模使用石油还不到200年，就已经消耗了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化石能源。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有限的化石能源还能够被我们消耗多久呢？难道我们消耗完石油后就不想活了吗？问题就出在这里，人类不要命地往一个方向走，就是一片金山银海也会有枯竭的时候。地球上的能源也是这样，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按一种方式去利用同一种能源，那么这种能源即使再多，也是不够人类用的。
现在有人主张要搞化石能源的替代品，中国才刚刚启动，准备用酒精作为石油的替代燃料。如果一旦真要这样做，中国所有的玉米存粮就将被全部买空，猪肉马上就会涨价，这个连锁反应是谁都承担不起的。为了石油居然可以把玉米存粮全部买空。工厂一办就是10万吨的酒精产量规模，问题在于10万吨的粮食去哪里找，这样做是长不了的。因此在生态人类学看来，生态问题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一件事、一个阶段，而是要看到在文化规约下人类的行为。这种可积累的、可持续的、可延伸的行为，可能导致的生态恶果，这才是我们最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切，也正好是20世纪很多生态悲剧的根源。并不是说世界没有资源了，问题是把可再生能源看作是不好的资源，而偏偏要用地球上有储量的、不可能再生的化石能源。当代的能源危机其症结就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生态人类学关注的焦点，总结起来有三方面：一、它追求的是一个多重的复杂关系，多重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一个唯一的线性结论。二、它注意到两个自为体系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仅仅可以比喻为寄生并存关系。三、它观察的是可持续性的生态行为，而不是一时一事的变动。
有了以上这三个基本的思路，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认真的讨论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的 价值、基础和前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可以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什么？也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们当前为什么会面对生态危机。而且也可以进一步讨论，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我们怎样去解决。这就是目前生态人类学思考的基本要点。但这些基本要点还很不成熟，希望听取大家的批评，我们一道来讨论这些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为了避免抽象的类推，我们希望有一些过硬的实践个案资料来说明生态人类学怎样处理人类所面对的生态问题；怎样从事我们国家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生态建设问题。但需要澄清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说生态人类学毕竟是一种哲理性的思辨，它考虑的是人与生态系统两大自为之间的关系。那么怎么去快速实践应用呢？怎样指导我们的实践呢？就是要把生态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检测。这有三个前提：建构这个学科，就得必须遵循这三个前提。
一、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大尺度、包括大的时间、空间跨度。不需要追究一棵树、一个人的存亡，而是追究一个长时段、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的稳定运行，我们把它称为稳态延续。怎么理解稳态延续？可以举一例子：任何生态系统只要它存在，它总会产生氧气，总会产生有机物，总会积累生物能。有了有机物我们的办法就多了，做柴烧可以、喂牲畜也可以、人吃也可以。有了氧气以后，人才可以活。树有了根，可以固土，可以把水资源贮存起来，我们就有水资源用了。这一切都解决了，只是要它存在，它不死，它能够活着下去，把太阳能转变为生物能，只要它能做下去，人就有希望了。但是，问题在于，生态系统按照当代生态学研究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自为体系，它是可以自己运行的独立实体，外部环境给了它能量，它自己就会运行，自己就会长大，自己就会繁殖，自己会不断的创新，可以给自己医治创伤，不必要人去呵护，它自己就会活的，会自己生产。而这一切正是我们人类所需要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生态系统它是个超级系统，它很大，孤立的一棵树，它不可能正常生长。无木不成林，生物学家早就研究清楚，孤立的一棵树不行，有些森林，它不占据一定的空间范围，是活不下去的。
现在对老虎的研究成了热门话题。中国华南虎的保护问题，成了一个大问题。那么到底要多少只虎才能保证它种族的繁衍呢？不是一对老虎，而是要起码近100只虎在同一个环境中生存，才能保证它的种群不衰落，这是一个基本的数字。这当中涉及很多复杂的概念：包括虎的幼儿期怎么度过？两性不同的虎它们的性成熟时间的差异；两性成熟时交配时可能相遇的机率；还有基因本身来源的多样性。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才能保证种群的不衰退。这些条件不是一两只虎可以完成的，而需要一个很大的老虎种群，才能保证华南虎种群不衰。这一比喻，恰好说明一个问题，孤立的一棵树，孤立研究一片小森林，不能解决问题。要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看生态系统，我们才能够把握它稳态运行的基本前提是什么，我们才能够保证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这个运行当然不是为它运行，我们不是为生态而生态。我们研究生态环境是为了人类的需要。既然叫人类学，违反了人类的需要就不配叫人类学了。我们必须是为了人类存在，那么具体下来，它必须是一个很大尺度的问题。同时还需注意，任何一个可以稳态延续的生态系统，它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做“恢复生态，植树造林”，好像中国10亿人上山，每人植一棵树，中国生态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并不是这个概念。因为人植的树，它不是在其它植物的相依相伴下成长起来的，它能不能成活、能不能健康成长、能不能繁育后代，人是保证不了的，要靠生态系统保证。人类有历史，生态系统也有它的历史。它实际上是很多历史上的偶然机遇交互作用的结果，多重因果关系作用的结果，才导致我们今天可以看见的，可以延续的一片大森林。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长期历史积淀产物，人类利用的是它的历史积淀。因此人类今天的生态维护行动，在当前很难获得直接的效应，而是在以后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它的效益。
因此，我们仔细看一片森林以后，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一片森林可能就是一本厚厚的书，在它里面可以记录历史上这个地区气候上曾经有些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人为干扰、有什么样的偶然机遇等都会在生态系统中留下痕迹。举个例子，我们在麻山地区调查的时候，看见当地的苗族正在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树汁来染布，这种树叫笔管木。它结的种子就像毛笔一样，一对一对的，当地苗族就用它来染布。这是一种什么样植物呢？它原来是一种热带雨林植物。但是我们是在麻山腹地找到这种植物的，这个地方偏离北回归线2~3度，不该长这种树的地方却长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要追究历史，我们就可能做出回答，在远古的时代，这一地区的气候肯定不是今天的这样。它能允许笔管木种子落地生根，发育成大树。我们找到的这棵大概有200多年了，这就表明那个时候的麻山生态环境和现在不同，能够确保笔管木存活下来，如果我们不看历史，这样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说清楚了。
同样的道理，在贵阳的黔灵山山顶上还有红豆树。红豆树也是一种亚热带植物，为什么会在黔灵山山顶长出？人种的还是早年环境导致的结果？这就需要借助历史来回答了。所以我们说，生态系统它本身是有历史的，单从一个时段去考察它，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所以生态人类学的前提就在于需要做一个大尺度的研究。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看到的灾变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沙尘暴威胁北京，大家“谈沙色变”。是不是就因为牧民牲畜放多了，或者是人口多了，就造成了沙尘暴呢？事情还不那么简单，事实上，在几百年前就已经种下今天遭遇沙尘暴的祸根了，只不过到现在才积累发展成灾而已。石漠化也是这样，它不会那么快就冒出来的，现在世界上闹得最凶的，防止“荒漠化会议”就是因为同一个动因闹出来的。原因出自撒哈拉沙漠南沿在不断往南推移，威胁到了尼日尔河沿岸的热带雨林，几内亚湾周边的国家都为之恐慌，于是法国人倡导了这么一次会议，这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造成这次灾变的过程不是一天蹦出来的，是经历了很长的积累过程，灾变才露头的。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对待生态问题需要把它做长时段、大范围的去进行研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在几千里以外出的问题，而不是在这里出的问题。没有这个大跨度的视野就解决不了生态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大尺度的研究规范。但是这一点，就学过历史学的人来说，就显然不会觉得奇怪了。法国年鉴学派早就讲过，他们对于社会现象，要把它理解为大尺度（即长时段）、中尺度（即中时段）、短尺度（即短时段）的区别。这一点对于自然科学家往往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么提？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上文讲到的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路有关系，自然科学工作者总需要追求线性的因果关系，不乐意看到事情可积累的那一面。而人文科学工作者却十分看重后者。
第二个原则是，既然是生态人类学，基本原则就必须是以文化作为切入点。必须了解文化，必须以文化为手段，去剖析一个人群可持续的生态行为。什么是可持续的生态行为呢？汉民族认为大米是最好吃的，就要吃大米。因此千方百计在最不容易种大米的地方，也要种出大米来。种出来了，还要作为一个重大成就去加以宣扬。为了吃大米，汉民族做了好多工作。通过围湖造田，河道被关窄了，山被铲平了，都是为了它们变成稻田，这一切都是为了吃大米。这样一个文化行为，它是一个可持续的生态行为。因为它是按文化去延伸的。这个文化不变，这种观念就会稳定延续。这一稳定延续就会使得中国山河大变样，我们湖泊被填，河流被压窄，湿地沼泽被排干，杂草全部被铲掉，变成了一马平川的稻田。山上也要开梯田，中国最高的梯田已经开到海拔2000米了。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文化行为，它导致的生态是可以不断推进，不断扩大的，这就符合了刚才讲的在大尺度上可以起作用的因素，只有这样的因素才会导致生态的改性。
当然，这个改性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是对人类有好处的，也可能是对人类极端有害的。它肯定会导致生态改性，生态改性就可能是双刃剑，一个民族要存在就肯定要进行生态改性，然而我们只要排除不利的改性，发扬有利的改性，我们的生态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对于生态人类学来说，它必须抓住文化，必须用文化为手段，就是因为文化是可持续的，文化是可以长期生效的，因而要以文化为出发点去处理人类面对的问题，这是第二个原则。这个原则还有一个隐藏的含义，就是并存的不同民族之间，他们的生态行为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还是以大米为例，最近联合国正在兴起一股风，西方学者，尤其是生态学家，纷纷谴责世界上水资源之所以告缺，是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以水稻为主食，而水稻是最浪费水资源的一种作物。因而要缓解地球上的水资源困境，就必须压缩甚至取消稻米生产。西方学术界为什么要这么提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不吃大米的。而日本人正在发起一个动议，他们保卫稻米生产，两者的意见恰好相反。我们就是要注意，不同的民族，其文化也不一样，他的生态行为就会不一样，他对生态价值的评价也会不一样。要改变人类的生态背景，要缓解人类的生态危机，我们就得凭借文化。你虽然有了文化，但如果这样的文化不适应面对的生态系统，就会种下生态灾变的祸根。全球有6000多个民族，如果找到一个对某个生态系统有利的资源利用方法，生态隐患也就可以消除了。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困难。然而这个基本构想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不同的文化对资源的利用不一样，生态行为不一样。因而对一种生态系统来说，资源的利用决不是唯一的，而是存在多种选择的余地，我们只要用适合生态环境的办法去利用生态环境，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当前我们还有文化的多样并存，可资利用。总之解决生态问题也得靠文化，只要通过文化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原先看似不能解决的生态问题，就可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第三个原则是按照一种制衡的观点去处理人类可能面对的生态问题。什么叫制衡观点？我们过去学物理、化学，听惯了平衡，但是我们需要改一下称作制衡。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从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一个基本认识出发的必然结果。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自为体系，它可以对它所处的环境做出各种各样很不相同的反馈。对任何一种外在的作用，它都可以有几十种应对的办法。人类社会在文化的规约下，它对外界的反应不是一对一的。简单的说，是做一种非对称的反馈。对一个原因，处在同一个条件下，文化可以有几十种，乃至上百种办法去做出应对，这就是复杂的自为体系之间作用与反馈方式的不对称性。举例说，天冷了，人类有很多办法，可以多穿衣服，可以多吃含有脂肪的肉类，也可以烧火取暖，还可以挖窑洞避寒，更可以像候鸟一样南迁。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大家就是没有对这样的事实作认真地思考，然而，在这样的事实背后，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内容，今天我们仅是把这样的事实点醒而已。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对于两大自为体系之间而言，其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总是具有非对称性。一个原因可以导致若干个结果，一个结果可能是几个乃至几十个原因综合造成的。同样的道理，你给我一个作用力，如果相当于3000克重，但是，我也许只需要使用2两重的力就可以把作用力抵消掉。同样，你作用于我的脚，我不一定特意庇护我的脚。这正像我们的中国武术一样，你进攻我的脚，我可能给你抱头一拳，在这种情况下，作用点和作用方向都是很不同的，但却可以收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更有成效的结果。当然这样去举例说明，作用与反馈之间的非对称性，只是一些容易看得见，也容易理解的实例。不过，我希望大家做进一步理解的是，两个自为体系之间的互动总是并存着若干内容和性质都不相同的关联性，那么，这种并存的若干种关联性联系最后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两大自为体系之间的并行稳态延续。
中国近百年来，尽管多次受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但是中华民族照样蒸蒸日上，成功的稳态延续下来了。作为一个自为体系，面对各种挑战，它总是有更多的办法去对付，其结果是确保这个自为体系本身的稳态延续。从出生到长大，哪一个人不经过三灾八难，但是三灾八难对于人来说，总有办法对付，最后达到的结果是照样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人类社会照样蒸蒸日上，自为体系就是这样去应对和解决它所遇到的各种挑战。人类社会与所处的生态系统之间，就存在着制衡关系，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馈也就必然表现为非对称性，人类社会就是凭借这样的反馈方式去对付千变万化的环境挑战，这才能够做出更多更有效的能动应对方式来，也才能确保自身稳态延续、壮大和发展。
当然，两大自为体系之间，肯定是并存的和双赢的，生态系统会因此而壮大发展，人类也因此而壮大发展。相反地，如果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社会也发展不了，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生命物质和生物能完全需要所处的生态系统提供，这两大自为体系在作用与反馈的交叉影响下，两者都能同样保持稳态延续。这就是我们对制衡的理解，这与我们平常理解的简单平衡关系，或者是静态平衡关系很不一样。它是多重因果关系的并存，作用与反馈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整个自为体系的稳定延续和发展壮大。制衡观点与自然科学传统的研究思路显然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自为体系，自为体系具有自组织能力，它是可以自我延续的，可以自我修复的，甚至可以自我创新和完善的。因而，它与大家熟知的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都很不相同，所以必须把这样的关系称为制衡关系，而不能混同于平衡关系。平衡关系仅是简单形式的持续，制衡则是复杂互动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
提出制衡这个概念以后，也许大家会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按照制衡关系的视角，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生态安全呢？对生态安全的理解目前有很多提法，有人说，森林越多越好，森林多就是生态安全，我们自己也很安全。树越多越好，鸟语花香，我们会很舒服，类似的看法还有很多，但这些看法显然隐含着很多偏见。其实生态安全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只要我们面对的生态系统，不管它是沙漠，是草原、是森林、还是稻田，只要它们能够稳态延续，人类社会就算获得了最大的生态安全。你们也许会说，沙漠不好，我不愿意在沙漠中过日子。但是请不要忘记，世界上很多民族以沙漠为家，他们在沙漠里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一辈子，如北非的柏柏尔人，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就是这样的民族。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躲避沙漠，反而在沙漠中得到了生存和延续。地球上既然并存着6000多个民族，我们为什么要剥夺那些沙漠民族在沙漠中生存的权利呢？因此我们所理解的生态安全应该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如它原有的森林都能稳态延续，已有的其它生态系统也可以稳态延续。那么，不同的生态系统，分别派上不同的用场，而且都能可持续的使用下去，那对我们而言，就已经是十分理想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国已经拥有了生态安全。
同样的道理，喜欢吃米饭的，就必须有稻田，而且要保证稻田能够稳态延续。而其他的民族，需要用稻米以外的粮食或者牲畜的肉和奶去维持生计，他们同样得要求相应的生态系统也能稳态延续下去，生活才有保障。明白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态安全观希望达成多种生态系统的制衡稳态延续，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没有多元并存的多元生态系统制衡格局，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多种多样的物质和能量来源就不能均衡的满足我们发展的需要，这显然不是我们对生态安全的希望。所以我们对生态安全的定义和时下很多人的想法是有差异的。因为他们对生态系统的定义加入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把一些生态系统定义为好的生态系统，把另一些生态系统定义为不好的生态系统。然而，不管是哪一种价值取向，肯定是从某一种民族文化观出发，凭该民族观念中的好恶去对生态系统作判断。这样去定义生态安全，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民族。举例说，汉民族喜欢稻田，就认定稻田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态系统。其实不然，因为我们还得考虑一个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我们不仅考虑自己，还得考虑别的民族的生存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是一个感情问题了，而是世界生命体系本身就需要多元并存才能够稳定的大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样得允许多元生态系统的制衡并存，而且把这样的制衡并存与我们对生态安全的追求联系起来，这样的生态系统的多元制衡稳态延续，就意味着生态系统本身需要多样化的存在，需要多样化之间的制衡运行，才能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才有指望。所以，我们这种新的看法是能够适用于不同民族需要的，也是地球生命体系长期历史积累的必然结果。我们对生态安全的定义仅是既成事实而已，也反映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而已，需要排除的仅止于民族本位偏见罢了。
能量也是这样，人为什么能够行动？化学家告诉我们，人吃了食物，食物含了生物能，生物能能够转化成人的动能，人就可以动了。这个解释，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你的这个能量从何而来？也是靠生态系统提供给你的。正是因为在现代的这个生态系统中，包括着三大类流动：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类社会全部离不开物质流、能量流以及信息流，而这一切都得靠生态系统提供。就这意义上说，虽然人类是自为体系，可以自己管理自己。但不管是什么样超级自为体系，都永远离不开所处的生态系统。离开了它就没法活，也就不可能存在。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之间只能是一个寄生的关系。寄生现象在生物体中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总之寄生标志着两者必然共同存在，缺一不可。然而人类寄生在生态系统中，生态系统的更新和发育，对人类肯定会发生影响，而人类又可以对生态系统构成干预。正像桑寄生草寄生在在梨树上一样，桑寄生可以从梨树中截取能量、养料、水分，同时它也可以影响梨树的是生长，梨树也反过来会限制桑寄生的生长，它们两者之间尽管并行存在，但两者之间是互动的。也就是说按照生物之间的寄生关系，二者不是相互割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人类既可以影响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也可以影响人类。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见人类存在形式的特点是什么。明白了这一个特点，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追究生态危机又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上，我们就提出了怎样去从事生态研究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现象？那就是说，我们必须用民族文化的观点，因为文化是规约所有人群的具体模式。单个人可以对生态系统发挥作用，但这样的作用不具有整体性，他与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作用有区别。
举个例说，一个人发了疯，天天去砍树，他砍树的速度肯定跟不上树木生长的速度，他破坏不了森林。但是反过来，一群人世世代代，就像“愚公移山”一样，以砍树为生存目的，这就糟了，地球上就不会再有完整的森林了。因此对生态系统而言，怕的不是一个人发疯，而是怕在一种文化规约下的人群，世世代代地持续下去，延伸下去、不断采用同一种行为模式，那么这样的行为模式才是我们所理解的生态危机的万恶之源。在这里并不存在哪个人做了错误的决策，因为错误决策可以被执行，也可以停止，断断续续下去，对生态系统就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同学们已经看过了有关中国生态问题的文章。很多文章这样提，中国的生态问题为什么会被破坏？中国的森林为什么会减少？就是1958年大炼钢铁，全部砍去炼钢铁了。这样的结论仅仅是停留在问题的表层，不能够充分说明问题。就1958年大炼钢铁来看，炼钢铁有炼的时候，也有停的时候。但树木总会天天长啊！为什么大炼钢铁所砍的树就偏偏不长呢？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难道树被砍过以后永远不长了吗？不是那样的。所以森林不怕一次性破坏，也不怕某个人发疯，怕的是“愚公移山”的那种劲头，我就是要那么做，而且是世世代代持续地做下去，那么生态系统就肯定会闹危机。
现在人类就面临一个大的问题，今天我们对现代化交通工具依赖性很大，因此就必须拼命地去抽石油，最终问题自然也就出来了。现在我们能够采到的石油是50亿年以来，太阳光照在地球上，只有万分之一的生物能够不因生物体的腐烂而耗散，而是沉淀在海洋底部和江河底部，通过高温高压的地质运动以后，因为脱氧慢慢的才形成的化石能源。这样的化石能源，已经积累了50亿年。但是人类社会大规模使用石油还不到200年，就已经消耗了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化石能源。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有限的化石能源还能够被我们消耗多久呢？难道我们消耗完石油后就不想活了吗？问题就出在这里，人类不要命地往一个方向走，就是一片金山银海也会有枯竭的时候。地球上的能源也是这样，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按一种方式去利用同一种能源，那么这种能源即使再多，也是不够人类用的。
现在有人主张要搞化石能源的替代品，中国才刚刚启动，准备用酒精作为石油的替代燃料。如果一旦真要这样做，中国所有的玉米存粮就将被全部买空，猪肉马上就会涨价，这个连锁反应是谁都承担不起的。为了石油居然可以把玉米存粮全部买空。工厂一办就是10万吨的酒精产量规模，问题在于10万吨的粮食去哪里找，这样做是长不了的。因此在生态人类学看来，生态问题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一件事、一个阶段，而是要看到在文化规约下人类的行为。这种可积累的、可持续的、可延伸的行为，可能导致的生态恶果，这才是我们最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切，也正好是20世纪很多生态悲剧的根源。并不是说世界没有资源了，问题是把可再生能源看作是不好的资源，而偏偏要用地球上有储量的、不可能再生的化石能源。当代的能源危机其症结就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生态人类学关注的焦点，总结起来有三方面：一、它追求的是一个多重的复杂关系，多重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一个唯一的线性结论。二、它注意到两个自为体系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仅仅可以比喻为寄生并存关系。三、它观察的是可持续性的生态行为，而不是一时一事的变动。
有了以上这三个基本的思路，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认真的讨论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和前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可以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什么？也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们当前为什么会面对生态危机。而且也可以进一步讨论，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我们怎样去解决。这就是目前生态人类学思考的基本要点。但这些基本要点还很不成熟，希望听取大家的批评，我们一道来讨论这些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为了避免抽象的类推，我们希望有一些过硬的实践个案资料来说明生态人类学怎样处理人类所面对的生态问题；怎样从事我们国家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生态建设问题。但需要澄清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说生态人类学毕竟是一种哲理性的思辨，它考虑的是人与生态系统两大自为之间的关系。那么怎么去快速实践应用呢？怎样指导我们的实践呢？就是要把生态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检测。这有三个前提：建构这个学科，就得必须遵循这三个前提。
一、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大尺度、包括大的时间、空间跨度。不需要追究一棵树、一个人的存亡，而是追究一个长时段、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的稳定运行，我们把它称为稳态延续。怎么理解稳态延续？可以举一例子：任何生态系统只要它存在，它总会产生氧气，总会产生有机物，总会积累生物能。有了有机物我们的办法就多了，做柴烧可以、喂牲畜也可以、人吃也可以。有了氧气以后，人才可以活。树有了根，可以固土，可以把水资源贮存起来，我们就有水资源用了。这一切都解决了，只是要它存在，它不死，它能够活着下去，把太阳能转变为生物能，只要它能做下去，人就有希望了。但是，问题在于，生态系统按照当代生态学研究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自为体系，它是可以自己运行的独立实体，外部环境给了它能量，它自己就会运行，自己就会长大，自己就会繁殖，自己会不断的创新，可以给自己医治创伤，不必要人去呵护，它自己就会活的，会自己生产。而这一切正是我们人类所需要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生态系统它是个超级系统，它很大，孤立的一棵树，它不可能正常生长。无木不成林，生物学家早就研究清楚，孤立的一棵树不行，有些森林，它不占据一定的空间范围，是活不下去的。
现在对老虎的研究成了热门话题。中国华南虎的保护问题，成了一个大问题。那么到底要多少只虎才能保证它种族的繁衍呢？不是一对老虎，而是要起码近100只虎在同一个环境中生存，才能保证它的种群不衰落，这是一个基本的数字。这当中涉及很多复杂的概念：包括虎的幼儿期怎么度过？两性不同的虎它们的性成熟时间的差异；两性成熟时交配时可能相遇的机率；还有基因本身来源的多样性。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才能保证种群的不衰退。这些条件不是一两只虎可以完成的，而需要一个很大的老虎种群，才能保证华南虎种群不衰。这一比喻，恰好说明一个问题，孤立的一棵树，孤立研究一片小森林，不能解决问题。要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看生态系统，我们才能够把握它稳态运行的基本前提是什么，我们才能够保证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这个运行当然不是为它运行，我们不是为生态而生态。我们研究生态环境是为了人类的需要。既然叫人类学，违反了人类的需要就不配叫人类学了。我们必须是为了人类存在，那么具体下来，它必须是一个很大尺度的问题。同时还需注意，任何一个可以稳态延续的生态系统，它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做“恢复生态，植树造林”，好像中国10亿人上山，每人植一棵树，中国生态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并不是这个概念。因为人植的树，它不是在其它植物的相依相伴下成长起来的，它能不能成活、能不能健康成长、能不能繁育后代，人是保证不了的，要靠生态系统保证。人类有历史，生态系统也有它的历史。它实际上是很多历史上的偶然机遇交互作用的结果，多重因果关系作用的结果，才导致我们今天可以看见的，可以延续的一片大森林。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长期历史积淀产物，人类利用的是它的历史积淀。因此人类今天的生态维护行动，在当前很难获得直接的效应，而是在以后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它的效益。
因此，我们仔细看一片森林以后，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一片森林可能就是一本厚厚的书，在它里面可以记录历史上这个地区气候上曾经有些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人为干扰、有什么样的偶然机遇等都会在生态系统中留下痕迹。举个例子，我们在麻山地区调查的时候，看见当地的苗族正在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树汁来染布，这种树叫笔管木。它结的种子就像毛笔一样，一对一对的，当地苗族就用它来染布。这是一种什么样植物呢？它原来是一种热带雨林植物。但是我们是在麻山腹地找到这种植物的，这个地方偏离北回归线2~3度，不该长这种树的地方却长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要追究历史，我们就可能做出回答，在远古的时代，这一地区的气候肯定不是今天的这样。它能允许笔管木种子落地生根，发育成大树。我们找到的这棵大概有200多年了，这就表明那个时候的麻山生态环境和现在不同，能够确保笔管木存活下来，如果我们不看历史，这样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说清楚了。
同样的道理，在贵阳的黔灵山山顶上还有红豆树。红豆树也是一种亚热带植物，为什么会在黔灵山山顶长出？人种的还是早年环境导致的结果？这就需要借助历史来回答了。所以我们说，生态系统它本身是有历史的，单从一个时段去考察它，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所以生态人类学的前提就在于需要做一个大尺度的研究。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看到的灾变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沙尘暴威胁北京，大家“谈沙色变”。是不是就因为牧民牲畜放多了，或者是人口多了，就造成了沙尘暴呢？事情还不那么简单，事实上，在几百年前就已经种下今天遭遇沙尘暴的祸根了，只不过到现在才积累发展成灾而已。石漠化也是这样，它不会那么快就冒出来的，现在世界上闹得最凶的，防止“荒漠化会议”就是因为同一个动因闹出来的。原因出自撒哈拉沙漠南沿在不断往南推移，威胁到了尼日尔河沿岸的热带雨林，几内亚湾周边的国家都为之恐慌，于是法国人倡导了这么一次会议，这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造成这次灾变的过程不是一天蹦出来的，是经历了很长的积累过程，灾变才露头的。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对待生态问题需要把它做长时段、大范围的去进行研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在几千里以外出的问题，而不是在这里出的问题。没有这个大跨度的视野就解决不了生态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大尺度的研究规范。但是这一点，就学过历史学的人来说，就显然不会觉得奇怪了。法国年鉴学派早就讲过，他们对于社会现象，要把它理解为大尺度（即长时段）、中尺度（即中时段）、短尺度（即短时段）的区别。这一点对于自然科学家往往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么提？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上文讲到的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路有关系，自然科学工作者总需要追求线性的因果关系，不乐意看到事情可积累的那一面。而人文科学工作者却十分看重后者。
第二个原则是，既然是生态人类学，基本原则就必须是以文化作为切入点。必须了解文化，必须以文化为手段，去剖析一个人群可持续的生态行为。什么是可持续的生态行为呢？汉民族认为大米是最好吃的，就要吃大米。因此千方百计在最不容易种大米的地方，也要种出大米来。种出来了，还要作为一个重大成就去加以宣扬。为了吃大米，汉民族做了好多工作。通过围湖造田，河道被关窄了，山被铲平了，都是为了它们变成稻田，这一切都是为了吃大米。这样一个文化行为，它是一个可持续的生态行为。因为它是按文化去延伸的。这个文化不变，这种观念就会稳定延续。这一稳定延续就会使得中国山河大变样，我们湖泊被填，河流被压窄，湿地沼泽被排干，杂草全部被铲掉，变成了一马平川的稻田。山上也要开梯田，中国最高的梯田已经开到海拔2000米了。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文化行为，它导致的生态是可以不断推进，不断扩大的，这就符合了刚才讲的在大尺度上可以起作用的因素，只有这样的因素才会导致生态的改性。
当然，这个改性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是对人类有好处的，也可能是对人类极端有害的。它肯定会导致生态改性，生态改性就可能是双刃剑，一个民族要存在就肯定要进行生态改性，然而我们只要排除不利的改性，发扬有利的改性，我们的生态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对于生态人类学来说，它必须抓住文化，必须用文化为手段，就是因为文化是可持续的，文化是可以长期生效的，因而要以文化为出发点去处理人类面对的问题，这是第二个原则。这个原则还有一个隐藏的含义，就是并存的不同民族之间，他们的生态行为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还是以大米为例，最近联合国正在兴起一股风，西方学者，尤其是生态学家，纷纷谴责世界上水资源之所以告缺，是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以水稻为主食，而水稻是最浪费水资源的一种作物。因而要缓解地球上的水资源困境，就必须压缩甚至取消稻米生产。西方学术界为什么要这么提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不吃大米的。而日本人正在发起一个动议，他们保卫稻米生产，两者的意见恰好相反。我们就是要注意，不同的民族，其文化也不一样，他的生态行为就会不一样，他对生态价值的评价也会不一样。要改变人类的生态背景，要缓解人类的生态危机，我们就得凭借文化。你虽然有了文化，但如果这样的文化不适应面对的生态系统，就会种下生态灾变的祸根。全球有6000多个民族，如果找到一个对某个生态系统有利的资源利用方法，生态隐患也就可以消除了。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困难。然而这个基本构想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不同的文化对资源的利用不一样，生态行为不一样。因而对一种生态系统来说，资源的利用决不是唯一的，而是存在多种选择的余地，我们只要用适合生态环境的办法去利用生态环境，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当前我们还有文化的多样并存，可资利用。总之解决生态问题也得靠文化，只要通过文化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原先看似不能解决的生态问题，就可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第三个原则是按照一种制衡的观点去处理人类可能面对的生态问题。什么叫制衡观点？我们过去学物理、化学，听惯了平衡，但是我们需要改一下称作制衡。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从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一个基本认识出发的必然结果。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自为体系，它可以对它所处的环境做出各种各样很不相同的反馈。对任何一种外在的作用，它都可以有几十种应对的办法。人类社会在文化的规约下，它对外界的反应不是一对一的。简单的说，是做一种非对称的反馈。对一个原因，处在同一个条件下，文化可以有几十种，乃至上百种办法去做出应对，这就是复杂的自为体系之间作用与反馈方式的不对称性。举例说，天冷了，人类有很多办法，可以多穿衣服，可以多吃含有脂肪的肉类，也可以烧火取暖，还可以挖窑洞避寒，更可以像候鸟一样南迁。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大家就是没有对这样的事实作认真地思考，然而，在这样的事实背后，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内容，今天我们仅是把这样的事实点醒而已。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对于两大自为体系之间而言，其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总是具有非对称性。一个原因可以导致若干个结果，一个结果可能是几个乃至几十个原因综合造成的。同样的道理，你给我一个作用力，如果相当于3000克重，但是，我也许只需要使用2两重的力就可以把作用力抵消掉。同样，你作用于我的脚，我不一定特意庇护我的脚。这正像我们的中国武术一样，你进攻我的脚，我可能给你抱头一拳，在这种情况下，作用点和作用方向都是很不同的，但却可以收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更有成效的结果。当然这样去举例说明，作用与反馈之间的非对称性，只是一些容易看得见，也容易理解的实例。不过，我希望大家做进一步理解的是，两个自为体系之间的互动总是并存着若干内容和性质都不相同的关联性，那么，这种并存的若干种关联性联系最后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两大自为体系之间的并行稳态延续。
中国近百年来，尽管多次受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但是中华民族照样蒸蒸日上，成功的稳态延续下来了。作为一个自为体系，面对各种挑战，它总是有更多的办法去对付，其结果是确保这个自为体系本身的稳态延续。从出生到长大，哪一个人不经过三灾八难，但是三灾八难对于人来说，总有办法对付，最后达到的结果是照样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人类社会照样蒸蒸日上，自为体系就是这样去应对和解决它所遇到的各种挑战。人类社会与所处的生态系统之间，就存在着制衡关系，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馈也就必然表现为非对称性，人类社会就是凭借这样的反馈方式去对付千变万化的环境挑战，这才能够做出更多更有效的能动应对方式来，也才能确保自身稳态延续、壮大和发展。
当然，两大自为体系之间，肯定是并存的和双赢的，生态系统会因此而壮大发展，人类也因此而壮大发展。相反地，如果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社会也发展不了，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生命物质和生物能完全需要所处的生态系统提供，这两大自为体系在作用与反馈的交叉影响下，两者都能同样保持稳态延续。这就是我们对制衡的理解，这与我们平常理解的简单平衡关系，或者是静态平衡关系很不一样。它是多重因果关系的并存，作用与反馈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整个自为体系的稳定延续和发展壮大。制衡观点与自然科学传统的研究思路显然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自为体系，自为体系具有自组织能力，它是可以自我延续的，可以自我修复的，甚至可以自我创新和完善的。因而，它与大家熟知的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都很不相同，所以必须把这样的关系称为制衡关系，而不能混同于平衡关系。平衡关系仅是简单形式的持续，制衡则是复杂互动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
提出制衡这个概念以后，也许大家会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按照制衡关系的视角，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生态安全呢？对生态安全的理解目前有很多提法，有人说，森林越多越好，森林多就是生态安全，我们自己也很安全。树越多越好，鸟语花香，我们会很舒服，类似的看法还有很多，但这些看法显然隐含着很多偏见。其实生态安全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只要我们面对的生态系统，不管它是沙漠，是草原、是森林、还是稻田，只要它们能够稳态延续，人类社会就算获得了最大的生态安全。你们也许会说，沙漠不好，我不愿意在沙漠中过日子。但是请不要忘记，世界上很多民族以沙漠为家，他们在沙漠里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一辈子，如北非的柏柏尔人，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就是这样的民族。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躲避沙漠，反而在沙漠中得到了生存和延续。地球上既然并存着6000多个民族，我们为什么要剥夺那些沙漠民族在沙漠中生存的权利呢？因此我们所理解的生态安全应该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如它原有的森林都能稳态延续，已有的其它生态系统也可以稳态延续。那么，不同的生态系统，分别派上不同的用场，而且都能可持续的使用下去，那对我们而言，就已经是十分理想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国已经拥有了生态安全。
同样的道理，喜欢吃米饭的，就必须有稻田，而且要保证稻田能够稳态延续。而其他的民族，需要用稻米以外的粮食或者牲畜的肉和奶去维持生计，他们同样得要求相应的生态系统也能稳态延续下去，生活才有保障。明白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态安全观希望达成多种生态系统的制衡稳态延续，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没有多元并存的多元生态系统制衡格局，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多种多样的物质和能量来源就不能均衡的满足我们发展的需要，这显然不是我们对生态安全的希望。所以我们对生态安全的定义和时下很多人的想法是有差异的。因为他们对生态系统的定义加入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把一些生态系统定义为好的生态系统，把另一些生态系统定义为不好的生态系统。然而，不管是哪一种价值取向，肯定是从某一种民族文化观出发，凭该民族观念中的好恶去对生态系统作判断。这样去定义生态安全，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民族。举例说，汉民族喜欢稻田，就认定稻田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态系统。其实不然，因为我们还得考虑一个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我们不仅考虑自己，还得考虑别的民族的生存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是一个感情问题了，而是世界生命体系本身就需要多元并存才能够稳定的大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样得允许多元生态系统的制衡并存，而且把这样的制衡并存与我们对生态安全的追求联系起来，这样的生态系统的多元制衡稳态延续，就意味着生态系统本身需要多样化的存在，需要多样化之间的制衡运行，才能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才有指望。所以，我们这种新的看法是能够适用于不同民族需要的，也是地球生命体系长期历史积累的必然结果。我们对生态安全的定义仅是既成事实而已，也反映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而已，需要排除的仅止于民族本位偏见罢了。
明白了以上三个原则以后，我下面打算用最近研究的个案和大家交换意见。
麻山个案：
麻山位于贵州省的紫云县、望谟县、罗甸县、长顺县和惠水县五县交界处。这个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峰丛洼地区，所谓峰丛洼地区是喀斯特发育的中期阶段。这个地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地面像蜂窝一样，就像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表面环形山一样，一个一个的圆坑严严实实地挤在一起。峰丛洼地的圆坑之间都有高高的石山相互隔离，石山坡面的坡度都在六、七十度以上，把这些洼地分割开来。然而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也曾是森林密布、环境优美的地带，因为我们所查阅的文献记载都提到了这一点。但是峰丛洼地上的森林有一个最大的弊端，那就是这种森林不能随便砍伐，一旦被砍伐之后，森林植被要再度恢复就相当困难了。今天这里的生态灾变问题正好就出在这里。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间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里，这个地区和全国一样，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军阀混战，管理松驰，地方势力割据，这些持续不断的动乱，不少人出于谋利而盗伐森林，有的人甚至为了打仗的需要而纵火焚烧森林，这样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事实上，断断续续的动乱持续了好几十年。经过这样的动乱持续，这个地区的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于是，在重力和流水的复合侵蚀下，泥土都通过地漏斗流失到地下溶洞去了，地表只剩下裸露的岩石。既不能种庄稼，又不能放牧牛羊，大片的土地完全失去了效用。学术界将这样的生态灾变称为土地石漠化。而且大家一致公认，石漠化是土地资源的癌症，目前还没有好办法去医治这样的癌症。
事情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危险呢？这需要作一点解释。这一地区的生态系统的危险性在于，喀斯特山区的基岩都是石灰岩，也就是我们时常用来烧石灰和制造水泥的那种岩石。石灰岩的成土速度非常慢，形成一毫米厚的土层，至少要经历一百二十年的光阴，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一毫米的土层在陡坡上，一场大雨就可以冲掉，冲掉后要等一百二十年才能形成一毫米厚的土。试想一下，谁能够等一百二十年不吃饭，等到有了土层再种庄稼呢？学术界把这里的石漠化比喻为“土地癌症”，原因就在这里。
今天在这个地区看到的土地石漠化灾变，留给我们第一个启示就在于，一种生态灾变的酿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必须记住，一切生态系统都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活机体，也是自我修复能力的生命实体。砍一棵两棵树甚至是一批树，或者是一场大火烧掉一大片森林，对当地群众来说，肯定是一个大损失，但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却不是一次致命性的灾难。因为，土壤中还有种子，砍掉的树子还可以再生，烧掉的树子只要没有断根，它还可以重新发芽。总之，生态系统既然是活的机体，小灾小难对于它来说并不害怕，它可以凭借自己的再生能力重新活过来，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抗逆性。而真正的危险是在于人类，特别是一种或数种文化的复合错误指引下持续不断的连年砍树，连年放火烧山，连年把土翻松，事情这才糟了。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土壤又被人类翻松，每年必然发生的暴雨淋湿，这才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土地石漠化灾变。前前后后算起来，石漠化灾变的形成不是一年两年，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整整一百多年，这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惨象。原因在于，我们把当地生态系统的命根子都割断了，大自然才会报复我们。以此为例，如果不是做长时段的大尺度研究，我们又怎么能够正确地把握石漠化的成因呢？所以我在上面才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搞生态人类学研究不仅要具有历史观，还必须具有大跨度的空间视野。我们不仅看到麻山，还要看到全国的社会形式，才能够真正找到麻山石漠化灾变的文化成因。
我们在麻山调查的第二个感受，就是认为这里的苗族乡民太聪明了。他们掌握着丰富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和各种独特的技术技能，他们不仅能够把麻山的生态资源利用好，同时又管理好。因而，在以往的一千多年中，这个地方没有过生态危机，也没有过生态灾变。就是到了今天，当地已经严重石漠化了，学者们都说土地得了癌症，医不好了。但这里的乡民却不这样看，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他们能够让石头山上重新长出森林来。因此，只要把他们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发掘出来，利用好并恰如其分地推广好，这个地方的生态建设同样可以搞好。当地的这些地方性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当然不是我们可以从书本上读到的那些东西，而是植根在苗族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苗族文化的规约下，落实到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具体行动当中。只要认真观察他们传统的生计方式，我们就能发现这些无价的珍宝。只要把他们的生态知识，技术和技能用现代的科学思想去进行解读，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们这些土知识，土技术的科学原理，要利用和推广也就可以变得有章可循了。但必须注意，这一切都和苗族文化息息相关，如果离开了苗族文化，我们就既不能发掘更不能利用和推广，搞生态建设也就要落空了，这正是生态人类学坚持认为处理生态危机必须从文化入手的理由所在。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经强调过了，希望大家把它们联系起来。
外国的生态人类学家不如我们幸运。他们也知道研究人类的生态问题需要看历史，但他们手里面却没有文献资料，因而只好胡猜。我们则不同，中国的老祖宗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档案资料，以至于就算像麻山这样偏僻的地方，也有许多资料可以供我们查阅。这一查，我们的思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原来，一千多年前写成的《后汉书》，在其《地理志》“兴古郡”条就明确记载说，这个地区的居民用桄榔木树心长出的面粉当粮食吃。所谓桄榔木就是今天植物分类学家都十分熟悉的董棕，这种树很特别，长得很高很大，可以长到二十多米高，直径可以超过四十公分，树干的外表长着硬皮，其树心却像海绵一样软，里面长满了淀粉，可以做粮食吃，也可以喂牲畜。现在的问题是，当地的居民为什么吃这个东西，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又是什么呢？这就需要生态人类学来做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后汉书》，在此后几百年间，《旧唐书》，《新唐书》，《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等等都提到上述讲到的这一事实。我们强调这一点是要大家注意，用桄榔木当饭吃，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而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人类生计过程。
以桄榔面为食的古代居民是不是今天当地苗族的先民，我不敢确认。这个问题，留给民族史专家们考证去。我只想说，在麻山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种桄榔木当饭吃是一种绝顶聪明的做法，其间充满了最可贵的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地方种桄榔木吃，种上一万年，吃上一万年，其生态系统也不会蜕变。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勇气做出判断，因为它是今天的科学研究也可以证明的真理。前面已经讲过，麻山这个地方到处是石头，土层薄而又薄，土层稍稍厚一点的地方，就只有那些石缝中夹杂着的泥土。因此，不管种什么东西都必须种在这样的石缝中才能活得了。以至于在当地，最容易活，长得又最茂盛的植物就是那些呈丛生状态或藤蔓类的植物。只有这样的植物才可以在石缝中扎根，而且树冠长得很宽很大，它们把那些裸露的岩石全部掩盖起来。有了这样的掩盖，岩石表面就会长出厚厚的青苔来。在这里，青苔可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吸收和储积比自身重量大二十五倍的水。有了这些水，尽管当地土很少，也可以支持高大乔木的存在，而且还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桄榔木在内。对这样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正确的名称，把它们叫做“喀斯特石山区藤蔓丛林生态系统”。在没有人类活动以前，当地原生的生态系统就是这个样子。
弄清了当地的原生生态系统以后，就有理由回答，为什么远古的居民要靠桄榔木为生了。原来，桄榔木这种植物有它的生物特性，很适合在这样的环境生长。首先，桄榔木的种子一旦滚落到了石缝中，由于有藤蔓植物荫蔽，又有青苔储水，它可以顺利地发芽生长，它的须根可以沿着青苔层自己去找寻新的岩缝扎下根，从而支持植株生长。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需要翻土，也不需要挖坑就可以种活的粮食作物。以这样的粮食为生，完全可以避开当地怕动土的这一脆弱环节。其次，桄榔木在幼年期，也就是在它生长期的第一、二年，怕阳光暴晒，受到阳光直射后，就会枯死。好在当地的原生生态系统早就布满了丛生状态植物和藤蔓植物，在这些植物枝叶的荫蔽下，贴近地表的空气层又潮湿又温暖，正好适合桄榔木的生长。种桄榔木为主食，可以避开当地生态系统的另一个脆弱环节，喀斯特石山在太阳直射下，地表温度会超常升温，靠藤蔓植物的荫蔽，桄榔木幼苗可以顺利躲避这一脆弱环节。再次，桄榔木是棕榈科的植物，它不分枝，其主干直立向上，叶片都聚集在顶端，而桄榔木幼苗到三年以后生长极为迅速，在以后的两三年间就可以长到十米以上。正是凭借这一生物特性，桄榔木一旦度过幼年期后，就可以迅速地增高，摆脱藤蔓植物的荫蔽，接受丰富的阳光，从而形成高大的植株。也就是说，在幼年期，丰富藤蔓的植物很好地保护了桄榔木的生长，等到桄榔木长大后，藤蔓植物又不妨碍它的生长，能够使桄榔木长成参天大树，为人类提供粮食，同时还可以成为藤蔓植物的枝架，使藤蔓植物长得更为繁茂。值得郑重指出的是，在我们国家今天的生态建设中都会碰到这样一个死结，就是如果要护佑森林就得放弃农田，要扩大粮食种植就得毁林。因此，林粮总是难以兼容。可是，种植桄榔木这种粮食作物恰好可以林粮兼容。单凭这一点，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我们祖先不懂科学，愚昧无知？事实上学到了这一招，我国林粮这一死结正好可以缓解。最后，桄榔木还有一个大好处，人们收割桄榔木最多在地表留下一个一尺见方的坑，原有的藤蔓植被完全不受损害，土壤不暴露出来，水土流失就无机可乘。你们看，种植桄榔木，种不动土，又无需中耕，收割也不需要动土，这不是两全其美了吗？难怪种上几千，也不用担心水土流失。更妙的是，收割这种粮食作物还不需要进粮仓，需要的时候砍倒就可以食用。保存在树干中的淀粉几年都不会变质，比放在冰箱中还安全。时间有限，我们无法把围绕种植桄榔木的知识，技术、技能一点点地向大家作介绍，但光凭上面讲的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些当地的生态知识，技术技能的利用都值得我们学习，而这也恰好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项目之一。
今天我们到了麻山，当然找不到桄榔木了，因为在几百年前，这种好东西在当地已经被淘汰，至于为什么要淘汰，我们在下面还要说明。这里只想说，今天到了麻山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当地的苗族人民，同时种植着好几十种农作物，其中有些农作物，是大家都熟悉的，如小米、南瓜、玉米、番薯、饭豆、菜豆、豇豆、豌豆等等，有的是大家不熟悉的，比如，穇子、荞子、天星米、薏仁米等等。而且，这些作物不是一块地种一种作物，而是一块地种几种甚至十几种作物，如果单举其中的一种和两种农作物，你也可以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种，这当中并没有什么地方性知识可言啊。但是，你们千万别要匆忙就下结论，你们应该把这些植物的共性特点归纳一下，再把它们的种植办法归纳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作法实在是太聪明了，太符合科学道理了，可以这么说，他们的这一整套技术，从种植作物的对象看，起码有下面四个共性的特点：
一、他们种的很多农作物，都是藤蔓性植物。如懒豆、绿豆、饭豆、菜豆、豇豆、豌豆，可是他们为什么特别喜欢种这种植物呢？二、他们种的很多植物大多是呈丛生状的植物。如：小米、荞子、天星米、薏仁米等等，这些都是杂粮，好象不值一提。但是这些作物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而言却具有很好的维护功效。 三、这些植物，它们的种子大多数都是圆形的，而且颗粒较小，撒到地上后不会停留在石头上，而是很快地滚落到岩缝中去。这就意味着不需要动土，也不需要挖坑，更不需要覆土，种子随手撒下后都会乖乖地滚落到岩缝中去，落地生根长大结实。即使是他们使用最粗糙的刀耕火种办法也能把这些作物种好，产量也有保证。四、他们还要在同一块同时播种多种农作物。其中，除了南瓜、番薯和玉米以外，其它都是随手撒的，南瓜、番薯和玉米也得混合着种，绝不会单种成片的玉米和南瓜，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来这样做可以规避当地生态环境的好几个脆弱环节。一方面，由于这里的土层薄，土少，而且还容易流失，因而用农具翻土就会触及到这个脆弱环节诱发为更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上面提到的这些农作物恰好是一些可以不动土就能种植的农作物，选种这些农作物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多年经验积累下来的妙招。近年来，西方不是有农学家宣传他们发明了免耕法，他们哪里知道，我们这里的苗族乡民早就懂得免耕法的生态价值了。另一方面，已经石漠化的地带经太阳一晒，温度会迅速攀升。我们这一次在田野调查中就做过实地测量，我们一共实测十二个十米乘十米的样方，结果发现在太阳的暴晒下，裸露在岩石的表面温度可以热到摄氏六十度以上，岩石上方半米位置的气温还有四十五度。也就是说，在这儿某些地段气温的高度和在沙漠当中差不多。带领我们下乡的宗地乡乡党委书记、副乡长，多次劝我们不要到那样的地方测样方，他说去到那些地方肺都烤干了，喘不过气来，去多了会影响健康。样方测完后我们总算明白了，他真是一番好心。现在，我们大家再想一想，象这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农作物才可以正常生长，恐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除非是仙人掌才能活下来。可是，如果按照刚才讲的那种种植办法就大不一样了。这些农作物混合种下后，还不等到高温时节到来，迅速成长起来的农作物已经把裸露的岩石严严实实地荫蔽起来，直射下来的阳光被植物利用后，转化成热能的部分就十分有限了。于是，失控的高温这一当地的生态脆弱环节不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吗？再一方面，当地的生态系统由于土层薄，保水能力差，雨季的分布又不均衡，每一年都要碰上一、两次干旱，这也是当地生态系统的一个脆弱环节。在种桄榔木的时代，岩石上包裹着厚厚的青苔层可以有效地储积水，因而不怎么害怕干旱。但是，现在普遍种植的是草本农作物，偶发性的干旱就像影子一样地跟着人跑，这是一项新起的脆弱环节。他们要实施多作物混合种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规避这种风险。在干旱来临的时候，也许有的作物已经收割了，有些作物虽然没有收割，但因为耐旱力强，所以可以熬过干旱。有些作物可能不耐干旱也许会死。但当地乡民不害怕，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很快地把这种植物收割来喂猪喂牛，因此，也不会给乡民们造成太大的损失。可以说，他们在规避这个新起的脆弱环节时，也取得了成功。最后，他们种的这些农作物还有一个更其深远的考虑。那就是这些农作物品种大多数属于半驯化品种，很多作物收割时，散落在岩缝中的种子来年还可以生。如，天星米、荞子、饭豆都有这一特性。薏仁米不需要种子它的根也可以再生，种一年可以连续收好几年，他们当地还专门种一种叫荞菜的猪食料，他们并不留种，而是从荒地上挖来种在地里，种一年可以收好几年。一块地中只要种上几株，猪食料就不成问题了。这样一些作物以及他们的特殊种植办法，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仅在种有庄稼的时候，即使在收割完毕的时候，地上都有众多的植物覆盖着。既不会被太阳直射而导致高温，又不怕暴雨淋湿，还能不断地为家畜提供食料，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一举三得。在土地休闲的时节，也能够综合规避当地生态系统中的好几个脆弱环节。其中，涉及到的地方性知识和技术技能，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就不再啰嗦了，不过，光凭上面介绍，大家也许不会怀疑他们的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价值了吧。而这一点，正好是我们搞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新领域。研究好了，石漠化荒山的生态恢复工作就不会象原来想象的那样艰难了。我们坚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中国的石漠化地区的生态恢复会走到世界的最前沿。原因在于，我国各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太丰富了，只要我们认真发掘利用就会有实现理想的那一天。
在座有不少人是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生。对于生态人类学坚持从文化的视角去解决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你们肯定不会感到意外，也容易认同。但为什么要坚持文化制衡的立场，你们肯定会有怀疑。然而解除这种怀疑的事实，早就隐含在上述的内容中。你们也肯定会这么想，既然桄榔木是这么好的东西，但为什么他们现在不种了呢？又比如，番薯、玉米等都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农作物，但种番薯收割时就得挖地，既然当地随意动土很有风险，那么种番薯不就是雪上加霜了吗，他们干吗还要种？还有，玉米是高杆农作物，长大后不能给岩石遮阴，抗旱能力又不强，栽种时又必须翻土，种玉米不是正好冲击当地的脆弱环节吗？他们为什么还要种玉米呢？要全面回答这些疑问，就得回到我们讲过的第三个原则上，必须从文化制衡的观点出发，才能回答这些难题。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仍然种桄榔木为生，他们要自己吃饱，当然不会成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产品你准备卖给谁？周边的各民族会跟他们吃桄榔面吗？一旦这样的边远地区纳入了国家统一管理的范畴问题也就会冒出来了。国家要管理当然就得收税，就得将产品纳入市场。大家想一想，有哪个政府会变着法子把桄榔面当作粮食去收税呢？同样的道理，当地最适合种植的作物也就是上面举到的那些藤蔓作物和丛生作物，这些作物在我国历代中央王朝的观念中都属于杂粮的范畴，甚至是小杂粮的范畴。哪一个政府都不会堂堂正正地把这样的农作物作为税收项目，于是这里的苗族乡民就不可能超然存在。用斯图尔德的话来说，他们得接受全国性整合模式的涵化，得按国家的现存规章办事。于是，即使不适应种某些农作物，他们也得种，而且得变着法子种。否则的话，他们又怎么纳入多元一体格局呢？
这里，我只举一个典型的实例。麻山这个地方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实施改土归流后才正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当地的清朝政府官员接管这个地区后，总觉得当地的苗族乡民只能吃小杂粮度日，很穷很苦，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卖不出钱，觉得很可怜，地方官员便将这个状况上报朝廷。对此，清廷实施的一项“德政”，就是命令地方官带着麻种，带着技工去教苗族种麻。当然，在当时还鼓励他们种棉花。这样，有了棉花，有了麻，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以后执行的结果也表明，棉花种不出来，因为当地阴雨天太多，土地太潮湿，棉花不开花，种植失败了。麻却种成功了，而且获得了大丰收，政府和老百姓都高兴，麻山还因此成了中国南方有名的产麻基地，麻山这个名字也因此而得名。直到今天，种麻还是当地苗族得心应手的看家本事。但是在成功的背后却在无意中种下了隐患。
原来在峰丛洼地中，土层稍微厚一点，稍微肥沃一点的地方，仅仅限于峰丛洼地的底部。这样一来，要种麻就别无选择，只能种在底部，不能种在山坡上，更不能种在山顶上。可是在峰丛洼地的底部，在雨季时经常会被水淹，为了保证麻不被淹死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连接地下溶洞的地漏斗凿穿，下雨时可以很快地把水排干，辛辛苦苦种的麻是保住了。但问题又来了，地漏斗一凿穿，山上的水和土就可以无遮拦地漏到地下去。失去了土和水，石漠化程度就不是加剧了吗？也就是说，在种麻的同时，不管是政府还是乡民，都没有意识到在无意识中冲击了当地生态系统中一个最为脆弱的环节，为水土流失大开了方便之门。而且这种脆弱环节经过长期积累后，不仅土流光了，连旱季时喝的饮用水都没有了。我们上面讲过，当地真正的石漠化露头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然而，种下隐患却和上述讲的种麻有关联。因此，只有这样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当地石漠化的复杂成因。现在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都不完全是当地苗族自己的事，而是一个更大范围内民族文化格局大调整的产物。明白了这一点你们也就可以认同，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从文化制衡的角度去看问题了，
除了种麻之外，引进番薯、玉米、烟草等等，我们几乎在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原因正在于，麻山当地的苗族乡民他们懂得这里的生态系统，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他们比我们还清楚，但是当地乡民决定不了，是别人决定了这些事。而做出决定的人在开始时，又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更来不及对麻山的生态系统结构特点做系统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要具体追究哪个人的责任都有欠公道。因为要真正认识一个生态系统的特点，并不象我们做算术那样简单，它需要做出长期的努力。同样的道理，搞生态人类学的人也并不比别人聪明，如果不是一百多年的积累，生态人类学工作者对麻山的生态系统也不会认识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生态人类学才坚持文化制衡的立场，一再提醒大家对生态问题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就会在无意中犯错误，让很多很多人付代价。
今天很有幸，从理论建构到具体个案我们都讲到了，但我们不清楚的事情还很多，今天讲的只是开个头。如果这番讲话能够让大家对生态人类学感兴趣，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万分高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