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六至卷二百八十二共达七卷之多的篇幅中，收录了以唐代为主的以及唐代以前的关于“梦”的大量小说作品。其中，尚不包括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以记述梦境为主要内容的单篇优秀作品。可见“梦”作为一类题材，受到当时文士们在创作时的喜爱。从这七卷以“梦”为题材的作品来看，卷二百七十六全部四十篇作品及卷二百七十七的部分作品（十二篇），大都是唐代以前的作品，未标明它们是何种类型的“梦”，本文不拟对其进行分析。余下几卷的记“梦”的作品，《太平广记》的编撰者们按其性质或内容，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梦休征”型（卷二百七十七至卷二百七十八，共三十八篇）；“梦咎征”型（卷二百七十九，共三十篇）；“梦鬼神”型（卷二百八十至卷二百八十一，共二十篇）；“梦游”型（卷二百八十一至卷二百八十二，共十篇）。本文即以《太平广记》所编录的次序，对这些作品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梦休征”型及“梦咎征”型作品分析



　　“梦休征”型及“梦咎征”型作品，对于作品中的主人公来说，其所“梦”的性质完全是相反的。前者是一种美好的征兆，后者则反是。但从实质上来说，二者又是相同的，都是一种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征兆。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将二者合在一起来进行分析。

　　从这两种类型的作品来看，有以下两种特点：

　　首先，从叙事模式上来看，这两类作品有着大致相同的叙事方式：梦境——梦的解析——梦的应验，即以主人公的入梦、所梦的内容、梦醒后寻求梦的解释以及梦的验证为叙述的模式。我们各举“梦休征”型及“梦咎征”型的一篇作品为例：

　　“梦休征”型：“故相国杨炎未仕时，尝梦陟高山之巅，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视之，见瑞日在咫尺，红光赫然，洞照万里。公因举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气，如热心目。久而方寤。视其手，尚沥然而汗。公异之，因语于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之像也。今梦登山以捧日，将非登相位而辅人君乎？’其后杨公周历清贵，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八引《宣室志》“杨炎”[1]）

　　“梦咎征”型：“唐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夜们讲坐下听法而照镜。问善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寻有御史陆遗免斋敕令湜自尽。”（《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九引《朝野佥载》“崔湜”）

　　从以上两篇作品可见出，这两类作品的叙写重点不在于渲染梦境的奇异和怪诞，而在于对梦的解释及其应验。故作品不以梦境为主要描写内容，而是以梦之解析及其应验为主要叙述对象。如《崔湜》一篇，崔湜所梦之事仅以“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一句带过，作者的主要笔墨放在善占梦者张猷对于崔湜之梦的解释上，结尾再以“寻有御史陆遗免斋敕令湜自尽”来验证崔湜所梦的内容，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其次，这两类作品所述之梦境都有先验性的意图。“梦”作为一种先验性的征兆，对于主人公来说，是必然会发生的。故而，我们可以从作品的结尾看到以下字样：“（杜牧）后果得比部员外”（卷二百七十八引《尚书故实》“杜牧”）、“皆如其言也”（卷二百七十八引《广异记》“薛义”）、“果契前梦”（卷二百七十八引《宣室志》“郑光”）、“果征梦焉”（卷二百七十八引《玉溪编事》“刘檀”）、“尽可验矣”（卷二百七十八引《野人闲话》“辛夤逊”）等等，这足以说明，这两类作品的创作主旨，是为了证明所梦内容的必然发生，而不是为了描述梦境的奇异。故而，产生了下面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正如上文所说，这两类作品在相同的叙事模式中皆以梦之解析及应验为主要内容而不以梦境本身为描述对象，这正是为何在这两类作品的结尾出现了“果征梦焉”这类验证性语言的原因所在。其二、不像《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作品一样，这两类作品中的梦境并不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从以记述梦境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来看，一般来说，梦境大都与现实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现实生活的困厄，在梦境中往往以强烈的荣华富贵来加以反衬，反之也是一样。作为一种表现手法，这种方法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但“梦休征”及“梦咎征”型两类作品既并不以记述梦境为主要内容，故而其梦中的内容无须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三、在这两类作品中，对梦境的解释是作者的主要着墨点。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种释梦的方法。1、谐音法：如“张鷟……夜梦著绯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卷二百七十七引《朝野佥载》“张鷟”）作品中释梦的方法是以“红”释“绯”，而“红驴”谐音“鸿胪”。它如卷二百七十八引《集异记》“张谥”之“任调反语饶甜，饶甜无逾甘草，甘草独为珍药，珍药反语，即舅名氏也。”卷二百七十九引《酉阳杂俎》“李伯怜”之“洗白马，泻白米也”等；2、拆字法：如“（裴元质）夜梦一狗从窦出，挽弓射之，其箭遂弊。”此梦解为“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弊为第也。”（卷二百七十七引《朝野佥载》“裴元质”）它如卷二百七十九引《朝野佥载》“杜玄”之“牛字有两尾，失字也。”卷二百七十九引《野人闲话》“孟德崇”之“九十字乃是行书‘卒’字”等；3、推理法：以此种方法解梦者较多，如“（隋文帝）梦无左手”，老僧为之解为：“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卷二百七十七引《独异志》“隋文帝”）它如卷二百七十九引《大业拾遗记》“萧吉”之“有人尝梦凤鸟集手上”，萧吉为之解为：“凤鸟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礼》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忧耳”等；4、其他：如前引《崔湜》“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张猷解为“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就是运用推理加拆字的方法。



　　二、梦鬼神型作品分析



　　鲁迅先生在论及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时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倡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2]这种风气和思想在唐人的传奇小说中也可以看到，汪辟疆《唐人小说》在评述沈既济的《枕中记》时指出：“唐时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3]确是的见。特别是在我们将要论述的“梦鬼神”型的作品中，更是如此，可以说，“发明神道之不诬”[4]正是这类作品的创作主旨。

　　从这类作品所写的梦境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内容：

　　其一、梦见鬼神求助：如卷二百八十引《灵异记》“杨昭成”载杨昭成妻梦见贾明府之妻段氏求其代为捎带消息的故事；同卷引《广异记》“扶沟令”载扶沟令之妻梦见其夫祈一裩之事；又如卷二百八十一引《稽神录》“朱拯”载朱拯一梦绿衣人求朱为其修葺屋梁的故事；又如同卷引《稽神录》“韦建”等。

　　其二、幽婚类：如卷二百八十引《广异记》“阎陟”一条，阎陟与前长史之女越过幽明之隔、显晦殊途，人与鬼之间真诚相爱，人在似梦非梦的境界中与鬼魂恋爱，营造出一个梦幻与现实难拆难分的境界并主要以这种境界来抒写人们对于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其三、梦见鬼神索还：如卷二百八十一引《广异记》“李进士”载李进士梦一紫衣人为其妹夫索还卖马所得钱二十七千之事。

　　其四、梦中得到鬼神指引：如卷二百八十引《广异记》“豆卢荣”载公主女梦见一披发流血之人及豆卢荣指点“温州将乱，宜速去之”，后来，“括州陷，轻身走出，竟如梦中所言也”。

　　其五、梦游地府或神邸型：可以卷二百八十一引《玉堂闲话》“邵元休”为代表，邵元休与潘某先曾约定：“吾两人有先物故者，当告以地下事，使生者无惑焉。”后来邵元休忽然梦见自己到一个地方，潘某也在此，当此处的主人命茶、命酒及上大饼时，潘某数次暗示不可饮食，离席后，潘某告知“顷年相邀幽冥之事”。及邵梦醒，访潘某之存殁，知潘已卒。在此故事中，潘某所说的一句话，可以视作梦游地府型作品的一个主要创作意图，其谓：“幽冥之事，故不可诬，大率如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他如卷二百八十引《原化记》“西市人”、同卷引《纂异记》“刘景复”等。

　　总的来说，“梦鬼神”型作品由于受到当时的宗教思想特别是佛道思想的影响，其创作的主旨在于证明鬼神的实有，让人们相信鬼神的存在，有些作品中的宣教思想显得十分浓烈，有着强烈的教化色彩，有其糟粕性的一面。但也有一些作品，如卷二百八十引《广异记》“王方平”一则，载王方平侍奉其父药饵，“不解带者逾月”，后来偶因太疲倦而坐睡于其父床边，在梦中听到两个鬼相谋进入其父腹中之法，将二鬼困于碗中，“于釜中煮之百沸，开视，乃满瓶是肉，父因疾愈。议者以为纯孝所致也。”虽然故事离奇而觉荒诞不经，但其中所宣扬的孝敬父母的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三、“梦游”型作品分析



　　“梦游”型作品的框架构成，主要有四种类型，这就是“或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5]真正意义上的“梦游”型及梦中与异性婚恋者。以下逐次分析。

　　第一类、“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据白行简《三梦记》所举之例，刘幽求夜归路过佛堂院时，见其妻与数十人相与语笑欢洽，遂掷瓦击之。当他回到家后，其妻方寝，并告诉她梦中之事，悉与幽求所见契合。汪辟疆先生指出：“刘幽求一事，尤为唐人所艳称，故祖述其意，别制篇章者，颇不乏人，如《河东记》所记《独孤遐叔》（《太平广记》二百八十一引），《纂异记》所载之《张生》（《太平广记》二百八十二引）二事，皆与刘幽求所遇相同。虽详略互异，其同出一源，则无疑也。”[6]以《独孤遐叔》为例，独孤遐叔“家贫下第”，与妻诀别出游，因在蜀地“羁栖不偶”，回家途中止于佛堂，见妻子被一群少年公子调谑，并被迫含泪唱歌。后来独孤遐叔在惊愤之余，飞砖击去，一无所有。次日凌晨，回到家中，妻子方醒。妻子告知梦中之事，与独孤所见完全相同。故事结构与刘幽求一事完全相同，只是篇幅加长了，故事情节也更加具体生动。

　　第二类、“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如卷二百八十二引《本事诗》“元稹”一则，在元稹与白居易“千里魂交”之事。按此则与白行简《三梦记》所记之事完全相同，汪辟疆先生说此事“当非幻设，比类而参，亦艺苑之伟观也。”

　　第三类、真正意义上的“梦游”型：这类作品不多见，以卷二百八十二所引《闻奇录》“郑昌图”为例，文不甚长，录于后：“郑昌图登第岁，居长安。夜后纳凉于庭，梦为人殴击，擒出春明门，至合大路处石桥上，乃得解。遗其紫罗履一只，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床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石桥上追寻，得之。”故事描写得神奇诡异，但实际上应该是郑昌图因梦游到石桥处而遗失一只鞋，是为真正意义上的“梦游”型。

　　第四类、梦中与异性婚恋、生活者，这是“梦游”型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种类型。从作品中所描述的梦境来看，梦境都比较清晰可见，主人公在梦境中的生活历历在目，让人并不觉得是在梦中，达到了亦真亦幻，梦境与现实水乳交融的境界。比较著名的篇章如卷二百八十一“樱桃青衣”及卷二百八十二所引《异闻集》“沈亚之”。以“樱桃青衣”为例：范阳卢生，科场不利，生活十分困苦，后在精舍中听讲筵时，梦见一樱桃青衣，卢生与她共至她的从姑家中，姑家一门贵盛。卢生结了婚，由朝中权贵援引，登甲科，授官秘书郎，青云直上，一直作到宰相。“后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携樱桃青衣精舍门，复见其中有讲筵……忽然昏睡，良久不起，耳中闻讲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梦觉，乃见著白衫服饰如故。”梦境与现实的转换如此自然，显现了高潮超的艺术技巧。后来，卢生知道自己所历不过一梦的时候，“惘然叹曰：‘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以后，不更求宦达矣。’遂寻仙访道，绝迹人世云。”这种类型的作品，像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作品一样，明显折射出文士们的一种空幻心态，他们对现实充满着失望和惆怅，于是转而到梦境中去寻找精神的寄托，借助于梦境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小说中的梦幻世界，实为现实人生的变形，实际生活中的诸如皇帝的昏庸、官场的倾轧等，使人不知所措，稍不留神就有杀身之祸。于是人生无常、富贵难测的思想便应运而生，再加上老庄的无为遁世思想，及六朝以后佛教的厌世思想的影响，导致了这种类型的作品的出现，卷二百八十二引《纂异记》所载之《张生》中所说的“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正是这类作品最好的概括。



　　四、梦幻型小说产生的原因



　　关于梦的解释，是弗洛伊德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受压抑的欲望总是以曲折的方式进入意识领域里，梦就是满足这些欲望的曲折方式之一。梦是以想象的作用代替现实作用，使人在幻想中求得满足。按照这样的观点，可以解释唐代小说中的部分梦幻型小说，但绝对无法也根本不可能解释唐代所有的梦幻型小说。那么，为何在唐代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梦幻型小说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7]所谓“作意好奇”，就是强调小说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强调小说创作中想象、虚构等文学手段的引进。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唐五代在小说创作的虚实关系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有些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虚构，如牛僧儒《玄怪录》以“元无有”作为小说题目，明确向读者表明，这是一篇虚构的作品。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说得好：“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收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8]所谓“有意为小说”，正是对于唐代小说作者创作意识的充分肯定。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记载：“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9]出于这样的创作目的，作为才子们遣才写心之作的小说作品，如何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显现自己的才能，成为他们在创作时不得不首要考虑的问题。于是在创作小说时，“幻设为文”就成为主要的创作方法。鲁迅先生指出：“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的、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片段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10]虚构和想象作为唐代传奇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使得唐代传奇小说在“幻设为文”的创作主旨下形成了一个必然的特色，那就是“奇”。套用李渔《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结构第一·脱窠臼》中所说的“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11]的话，唐代之传奇小说，也正是“非奇不传”。这就使得小说作者们在选择小说题材时，不得不尽量去寻找那些能引起人们关心和注意的“奇人”、“奇事”。而“梦”在科学不甚发达的当时，正是符合这种要求的题材，故而得到文人们在创作小说时的青睐。

　　其次、客观的社会现实导致了文士们以“梦”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欲望与追求。由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条件和个人主体能力的制约，个人的愿望与生存的需求总是得不到或只能得到有限的满足，虽说唐代是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在一些特定的阶段，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皇帝的昏庸、官场的黑暗、权力的消涨与争夺，无一不让文士们感到苦闷、彷徨。为了在思想上得到解脱，精神上求得自由，小说作者们往往运用超现实的梦幻境界来摆脱现实的束缚，发挥想象力、创造力，使现实世界延伸到梦幻世界，把现实材料改造为虚构想象的梦境，在精神上获得虚幻的满足。

　　再次、佛道思想的影响。我们知道，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文学创作倾向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之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正如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所说：“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12]唐代也是一样，由于奉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各种宗教在唐代均有长足的发展，其中以佛教和道教最为发达，这方面前人论述已多，无庸赘叙，仅以《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二引《酉阳杂俎》“韩确”一则为例：韩确梦见自己变为鱼，醒来后“入释，住祗园寺”，韩确梦醒后的行为正说明佛教对当时人们的影响，这一“人畜互变”型的情节正是唐代小说佛道题材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情节模式。[13]

　　最后、与当时人们对于“梦”的认识有关。按照我们现在的认识，梦是人在睡眠是局部大脑皮层还未完全停止活动而引起的脑中的表象活动，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对于唐代的小说作者们来说，他们并不是这样认识的，如《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二引《酉阳杂俎》引“段成式”一则，对于“梦”有不同的解释和说法，其中云：“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之身可见。”所谓“至精之梦”，殊不可解，然从其所举之例“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来看，可见其时的人们对于“梦”的看法，认为即使在梦中，人也是有具体形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从这种观念出发，我们才能明白为何会出现《独孤遐叔》、《张生》等著名的篇章。又如《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七引《定命录》“潘玠”：“潘玠自称：‘出身得官，必先有梦。’”把“梦”看成是“出身得官”的先兆而对之坚信不疑，这是一种情况；而从《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引《广异记》“豆卢荣”中“公主云：‘梦想颠倒，复何足信？’”及卷二百八十一引《广异记》“李进士”中“李既觉，为梦是诞事，理不足信”等来看，虽然他们都一时认为梦是虚幻的、不足为凭的，但最后终于都相信了梦中之言事，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梦”的看法，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去认识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梦休征”及“梦咎征”型作品的原因。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七至卷二百八十二所载的关于“梦”的小说作品，我们当然应该看到其中如宣扬宗教教义之类的糟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作品从题材及构思等角度对发展唐代传奇小说的作用。小说作者运用虚构、想象，将自己的笔触延伸到非现实的领域，为开拓小说的题材及表现手法作出了贡献。其中的许多优秀篇章，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了解当时的文士生活状况及心态，都有很大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

[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八引《宣室志》“杨炎”， 中华书局 ，1961年新一版 。本文引文均出该书，下不再注。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第一版

[3]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新一版。

[4]干宝著， 汪绍楹校注：《搜神记》， 中华书局， 1979年第一版。

[5]白行简：《三梦记》， 汪辟疆《唐人小说》本。

[6]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新一版。

[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二酉缀遗中”，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第一版。

[9]赵彦卫：《云麓漫钞》， 中华书局，1996年第一版

[10]鲁迅：《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鲁迅全集》第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第一版。

[11]李渔：《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结构第一“脱窠臼”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 中国戏曲出版社 ，1959年第一版。

[1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13]参见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第四章“唐五代小说与宗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