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何时影响并传入贵州？考诸史书，皆无明确记载。贵州地方史志，对贵州佛教的传入、分布、发展、演变和影响诸事亦语焉不详，其因盖在于以往史家对所谓“蛮夷之区”的贵州佛教不甚重视，故少有笔录，以致贵州佛教缺乏系统的史料。笔者花费数年之功，搜罗诸种文献资料，互为发明印证，亦只能勉力考其源流，述其梗概。
一 、晋代佛教始影响贵州
两晋时期，佛教已开始影响贵州的西部、东部和北部。
（一）南方高僧赴印求法路经黔西
早在西汉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就有一条由四川经贵州和云南到缅甸、印度的古道，称“蜀身毒道”。公元前l22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即看到经印度输入的蜀布、邛竹杖，得知蜀地商人早已从川黔滇经缅甸到印度去贩卖丝绸品和邛竹杖等土特产。归告汉武帝，武帝才从内地广征士卒，至滇西保山、腾冲一带开辟博南道。这条道路经叶榆(今大理)、永平，过澜沧江至保山，经腾冲入缅甸而至印度。两晋之际，南方僧人即有从此道赴印求法者。据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载：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弶伽河而下，至密栗伽悉他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还其村封，令不绝也。”
考义净(635—713)赴印在7世纪后期(67l—685年)，20余名中国僧人赴东印度求法发生在义净之前500余年，以此逆推应是公元2世纪，即东汉末年，当时中国似乎还没有往印度本土求法的僧人，中国佛教徒西行求法运动兴起于晋代。[1]义净所言“五百余年”仅是大概估计而已。据王邦维先生的考证，室利笈多大王即指印度笈多王朝国王，是笈多王统中最早的一位国王，在位时间在公元3世纪晚期。其时中国正当西晋末，八王之乱起，北方动荡，南方僧人要想从北道赴印较困难，故多有从“蜀川牂牁道”出者。[2]又季羡林先生《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认为，室利笈多大王是建国于公元320年的笈多王朝的国王，故可以说至4世纪才有蜀僧西行。沈福伟先生认为室利笈多大王是印度萨旦伐呵那王朝的最后一个雄主，约于公元209—2l9年在位，其时中国为东汉末三国初年，故这批四川僧人赴印在3世纪初。[3]本文从王邦维说。“蜀川牂牁道”即中国古西南通往印度的一条道路。所谓“牂牁”即“牂牁郡”也。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云：“牂牁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其时牂牁辖地为今贵州省大部及云南、广西的一部分，其郡治和都尉治均在今贵州境内。至“晋初牂牁郡地(蜀汉时同)……犹跨有今贵州全省及云南东北部地面”[4]。义净所称“牂牁”当指汉晋时之牂牁地。古代巴蜀通南夷道路有三：一从今重庆入黔北，略相当于今渝黔铁路与公路；二为汉武帝时唐蒙所修治之“南夷道”，其经过路线历来考证为：北起四川宜宾，中经庆符、筠连，走云南盐津、大关、昭通，入贵州威宁，南抵云南宣威、曲靖；三为成都通今四川西昌、渡金沙江入云南，即诸葛亮南征所取之路线，略相当于今成昆铁路走向。显然义净所指的“蜀川牂牁道”，应指第二条路线。故晋代南方僧人经过今贵州威宁一带，似无可疑。古代南方僧人经此道入云南大理，经保山到缅甸而到印度：“自羊苴咩城(今大理)，西至永昌(今保山)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故址在今滇西龙陵县)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今瑞丽)二百里。又入骠国(今缅甸中部)境，经万公(古太公城)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渡黑山至东天竺迦摩缕波(今印度下阿萨姆，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中下游)千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朱温罗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境内)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拉杰马哈尔)六百里”。[5]由此可见，早在西晋末期，贵州西部已有中国南方西行求法的高僧通过，故贵州受佛教的影响当始于西晋末期。
（二）黔北黔东受中原西蜀佛教影响
东晋时代，贵州北部地区受到四川佛教的影响。四川佛教寺庙之兴建始于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呈兴盛气象，成都的圣寿寺、金沙寺、多宝寺、石犀寺，大足的西禅寺、东禅寺，蓬州的石佛寺，奉节的光孝寺，峨眉山的白水寺、黑水寺、中峰寺等均始建于此时期。[6]至今重庆酉阳县万木乡城子头镇仍存有一座晋代古寺，寺名永和，始建于东晋永和八年(352年)，寺被条石古砖砌就的钳青墙所围，占地约有千余平方米。寺位于乌江北岸，距今贵州边境不过数里，距今贵州沿河县城北仅30里，一水之隔。且酉阳与沿河两地早在汉武帝置涪陵县时，都同属于涪陵县地。当时之涪陵县，大体上包括了今重庆的彭水、武隆、黔江、酉阳西部及贵州的沿河、道真、思南等地。三国蜀汉刘备于此设涪陵郡。酉阳西部属涪陵郡，东部属武陵郡。西晋因之，领五县：汉复(为郡治，今贵州沿河县后坪)、涪陵(今重庆彭水县城)、汉平、汉葭、万宁(今贵州德江、务川、印江地)。至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平蜀之后，始将郡治迁至枳县(今重庆涪陵市小田溪)。今酉阳县西包括永和寺所在地在东晋时代即属于汉复县。[7]由此可见，永和寺所在地既然在晋代与今贵州沿河县同属于汉复县地，永和寺佛教影响贵州沿河地区乃为意中事。
此外，东晋时期，中原佛教还浸润到民间宗教中，并通过民间宗教的形式影响到贵州东部地区。据今编《岑巩县志》载：“东晋元帝建武四年(321年)，郡人周法兵至江西玄武威灵学武朝佛，传入‘喜傩神’，以道、佛、儒三教混合进行活动。”[8]所谓“喜傩神”是古代黔东侗族先民为祈福禳灾酬神勾愿的傩愿脚(巫教)之一。据古思州(今岑巩)祖传抄本《师门会兵科》、《道门犍性科》、《起点九州科》等古籍记载，思州侗族的“喜傩神”产生于东汉末，“永寿元年，鬼神撩乱，太上老君给赐神傩”，“给赐神杖”，“给赐弟子”[9]。永寿元年，即东汉桓帝乙未年(155年)。其时佛教传入中土已近百年，“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作)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10]可见当时桓帝在濯龙宫中已合祀浮图(屠)和老子，说明当时中土社会把佛教和祈愿长生不老的黄老信仰同等看待，把佛陀当作有禳灾招福、长生不老之灵力的神来信仰，而当时来中土传法的西域沙门亦被人视为扮演巫祝角色的修仙者而受到尊敬。受此种风气影响，产生于此时的民间宗教常常佛道儒巫混杂，“喜傩神”便是其中之一种。当时就连安息(今伊朗、伊拉克一带)的高僧安世高，避乱吴地，振锡江南时，也要为江西庐山的湖神奉牲请福，为适应这种风气，不得不把中土的精灵崇拜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11]晋代，此种风气更为流行，汤用彤先生曾明确指出：“自汉通西域佛教入华以来，其始持精灵报应之说，行斋戒祠祀之方，依傍方术之势，以渐深入民间。……晋世……奉佛以求福祥，民间当更流行。”[12]东晋初，黔人周法兵(286—367)到“江西玄武威灵学武朝佛”，引入“喜傩神”，当为其时民间这种流行风气的产物。[13]据清光绪年间抄本《思州历代名师录》记述：“喜佛神”创立于东晋初年，在众多的古思州傩愿脚中，它是最早创立的一个。直到近代，这种“喜傩神”活动，始终都只在思州侗族周氏家族中举行和传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以祭为主，杂以歌、乐、舞、戏。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傩神爷、供神娘，同时供奉道教、佛教诸神及名不见经传的地域神祇，如马元帅、道德天尊、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陈公和尚、南山圣母、二佛仙家、九州和尚、沙罗波和尚、阿弥陀佛、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弥勒尊佛等。[14]这说明佛教在晋代已影响和浸润到“喜傩神”这种民间宗教活动中，并通过“喜傩神”这种民间宗教活动影响到黔东地区。然而由于当时佛教还只是依傍于“喜傩神”这种民间宗教进入贵州的，尚无独立的系统和道场，故还不能视为佛教已正式传入贵州。佛教正式传入贵州并在贵州兴起当在唐代。
二、唐代贵州佛教的兴起
（一）牛腾布教
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当视为佛教传入贵州之始。《太平广记》卷112引唐《牛肃记闻》云：
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郏城令，弃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志者终身。常慕陶潜五柳先生之号，故自称布衣公子。即侍中、中书令河东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经擢第，再选右卫骑曹参军。公子沉静寡言，少挺异操，河东侯器其贤，朝廷政事皆访之。公子清俭自守，德业过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门下。年壮而河东侯遇害，公子谪为牂牁建安丞。将行，时中丞崔察用事，贬官皆辞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诛殛甚众。时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与河东侯不协，陷之。公子将见崔察惧不知所为，忽衢中遇一人，形状瑰伟，黄衣盛服，乃问公子：“欲过中丞，得无惧死乎？”公子惊曰：“然。”又曰：“公子有犀角刀子乎？”曰：“有。”异人曰：“公子有刀甚善，授公以神咒，见中丞时，但俯伏掐诀(言带犀角刀子，掐手诀，乃可以诵咒其诀，左手中指第三节横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诵咒七遍，当有所见，可以无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诵之，既得，仰视异人亡矣，大异之。即见察，同过三十余人，公子名当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过，素有隙察则留处绞斩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诵咒，察久不言，仰视之，见一神人，长丈余，仪质非常，出自西阶，直到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当背，而诸人但见崔察低头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脱，比至屏回顾，见神人释察而亡矣。公子至牂牁，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以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是夷僚渐渍其化，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常摄郡长吏，置道场数处。居三年而庄州獠反，转入牂牁，郡人皆杀长吏以应之。建安大豪起兵相应，乃劫公子，坐于树下，将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斩守者头，乃詈曰：“县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于笼中，令力者负而走，于是兼以孥免。事解后，郡以状闻，诏书还公事，许其还归。后宰数邑，皆计日受俸，其清无以加，亦天性也。后弃宫，精内教，甚有感焉。
道光《遵义府志·宦绩一》、民国《贵州通志·杂志一》皆节引上文，这是史志关于佛教传入贵州最早的历史记载。据《遵义府志》考证，牂牁建安县置于武德三年(620年)，为牂州治所，在贵州瓮安、余庆之间。今人王燕玉先生《牂牁沿革考》云：“唐武德三年(620年)从隋牂州牂牁郡分出中部置牂州，当今北至余庆，西到福泉，南至都匀，东至凯里之地，治建安县，在今余庆、瓮安间。”[15]又云：牂州“领县三：州治建安县……建安县一度称牂牁县，……县治在今瓮安东百里的旧州草塘司，次宾化县……即今福泉，……次新兴县……地当今黄平”[16]。故唐时之“建安县”及“牂牁”当在贵州境内无疑。然《太平广记》并未对牛腾“大布释教”于贵州的具体时间作出说明，民国《贵州通志》载此事，亦言“年月不详”。今编《遵义县志》谓在“唐朝武德三年(620年)”[17]。考《太平广记》所载，牛腾乃河东侯裴炎的外甥，裴炎忤武后，株及九族，牛腾遭此牵连，乃谪为建安县丞。他在京师时，已“精心释教”，“清俭自守，德业过人”，故唐代大诗人王勃(650—676)等“皆出其门下”。牛腾与王勃为同时代人，王勃生于唐永徽元年(650年)，牛腾为其师当在此之后，谪建安县丞更在为王勃师之后，故唐武德三年(620年)牛腾绝不可能至建安，今编《遵义县志》所载非是。又据《旧唐书·裴炎传》载：“裴炎，绎州闻喜(今属山西)人也，……累历兵部侍朗、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后拥立睿宗，“炎以定策功，封河东县侯”。武则天朝，因反对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事”，构怨于武则天，后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时，他又奏请武则天归政，武则天于“光宅元年十月，斩炎于都亭驿之前街”。唐武后光宅元年即684年，故牛腾之谪建安县丞当在光宅元年十月之后。时都城长安至建安，数千余里，非数月不能抵达，如牛腾在裴炎遇害之当月即起行，亦当在次年即唐武后垂拱元年(685年)才能达到谪所。牛腾至建安后，“大布释教于牂牁”亦当在垂拱元年，以此为标志，佛教正式传入贵州。[18]
牛腾谪居贵州三年，从三个方面“大布释教于牂牁”：其一，以县丞之尊，身体力行，亲身敬佛行戒，“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至“夷僚渐渍其化”，普遍开始信仰佛教，并把牛腾视为大慧大贤之人而加以敬护。其二，使佛教闻于牂牁官吏，深入黔中人心，在贵州上下层社会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三，“置道场数处”，创建了数座佛寺道场。牛腾创建了哪些佛寺、道场，虽然史缺记载，无迹可考，然在黔北和黔东地区所建的唐寺，或多或少都与牛腾“置道场”、传佛教的影响有关。
（二）唐代佛寺
自牛腾布教贵州前后，贵州已有10余座佛寺兴建，亦开始有佛像的铸造，并有僧人的活动。在唐代，邻省川滇佛教空前发展，大有问鼎中原之势，贵州佛教亦受其影响，故唐代贵州佛寺的兴建大都集中于与四川和南诏相邻的黔北地区：桐梓建有金锭山寺、玄凤寺、兴旺寺、三座寺，仁怀建有景福寺、永安寺，正安建有大成寺、蟠溪寺，遵义建有大悲阁，沿河建有福常寺等。此外黔东地区亦建有数寺：万山建有弥勒寺，岑巩建有鳌山寺，黄平建有宝相寺。唐时贵州兴建的佛寺当不止这些，然史志有记载者仅限于上述10余座。
l.桐梓金锭山寺。寺约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前。民国《桐梓县志·舆地志·寺观》载：“金锭山寺，在城南三十里洞子河，内有唐贞观中铁磬，同治初贼乱磬失。”民国《续遵义府志·古迹志》云：“磬在桐梓城南金锭山寺内，铸有贞观十六年等字，同治中寇乱或失去。”“铁磬”乃佛寺中用于佛事的法器，按理应先有佛寺才铸此法器，故金锭山寺当建于唐贞观十六年之前，是贵州有文献可查的最早的一座佛寺。金锭山寺早于牛腾布教40余年之前兴建，当与四川佛教的影响有关。隋唐时期，四川佛寺兴建蓬勃而起。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清初尚存在的可以肯定始建于此一时期的佛寺计有117座，遍于川中各地，其中邻近黔北地区的重庆建有2座，泸州建有l 座，而此一寺数显然还不足以抵当时佛寺兴建的十分之一。今桐梓县地，在唐贞观年间分属今夜郎县地和播州带水县地，地当川黔交通要冲，故其地受四川佛教影响而兴建金锭山寺绝非偶然。
2.桐梓玄凤寺。民国《桐梓县志·舆地志·古迹》载：“燕子崖石刻，在城东六十里，溱七甲崖磴上有供佛，额錾‘玄凤寺’三大字，后有‘乾符元年’字，不甚显。”乾符元年即唐乾符元年(874年)，可知玄凤寺至少建于唐乾符元年以前。
3.桐梓兴旺寺。民国《桐梓县志·舆地志·古迹》载：“在夜里后河坝，相传唐时荣懿县城隍庙在此，后迁白鹭垭，改灵通寺。”考唐荣懿县属唐溱州，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置，治所在今桐梓之北的渝黔界上，故兴旺寺当建于贞观十六年之后，由城隍庙演变而来，详情无由获考。
4.桐梓三座寺。“三座寺是唐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平播后他的嗣孙修建的，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该寺在(桐梓)元田区文笔山上，由三座庙宇组成：长寿寺，又名古遵殿(今红军纪念塔处)、青都观(今仓库)、瓦庙子(今学校)，三座寺地名也由此而来。从山下到山上有石板小路通达，将三座庙宇串联在一起，形成鼎立之势。青都观由两间大殿和一个天井大院组成对称格局，瓦庙子规模次之，但都是建筑平常的小庙；惟长寿寺居高，占地宽，建筑雄伟壮观。”[19]长寿寺由东皇殿、三尊殿、观音殿组成，东皇殿供地藏王，三尊殿中立释迦牟尼像，殿上层有地母、王母、瑶池金母金像。观音殿供观音像。清贡生李正乾《古尊殿碑记》云：“关西夫子杨震十七代孙太师公杨端奉命平为播郡，后袭宣慰使司履其地，平原坦途突起峦峰，始成玉宇，出东皇大殿于今，后国中以肃瞻视，以觉人心焉。传至十五世贵州同知仪兵元帅杨佑领军至此，又复壮观。十六世奋勇将军孟奇公镇石壶关时，同壮大观。……后万历庚子年经贡天麟培补成功，而后以至梁啮檀秃，半损金容玉像，壁破门圮，惟见风扫月灯。经首正性补换东皇帝尊，十殿之朝五显赫重，西天祖四方之护法森严，兼之长官狐李二姓共动盛典，告厥成功。”考杨端入据播州(今遵义、桐梓、绥阳、正安一带)为土官在唐乾符三年(876年)，其在位时间从乾符三年直到唐末天复年间，故长寿寺当建于唐乾符三年至天复年间(876—902年)。至15世杨佑又重修。杨佑乃l3世杨粲之第三子，生活于南宋末年。其后又经明万历二十八年(l600年)和明季的两次重修，遂使长寿寺名重一方。可惜至民国37年(1948年)寺内斋妇不慎失火，一夜间将长寿寺烧毁。
5.仁怀景福寺。据清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寺观》载：“在土城里赤虺河东岸。”该志《艺文》载刘建明《景福寺记》云：“景福寺者，始自唐乾符，宋之端平二年，袁氏祖号世明讳福，职敕三边，功纪武节，剑兹儒地，名曰龙塘……迄弘治三年而庙貌更新……迨至天启元年……隆邑僧人续灯寓此。”景福寺在今习水县城之西50余里的土城镇，地处赤水河中游的东岸。据今人禹明先考证，“景福”是唐昭宗李晔的年号，寺以“景福”为名，应是建于唐景福年间(892—893年)，而不是建于乾符时期。[20]
6.仁怀永安寺。据今编《仁怀县志》载：“永安寺，在云安乡，建于唐初，明万历二年至三十九年(l574—l611年)创建上下四殿，同治二年(1863年)毁去一殿，光绪四年(l878年)刘宗富修复中殿，今为云安乡人民政府和小学住房。”[1]
7.正安大成寺。据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载：“大成寺在正安城北五十里，唐乾符年间，南诏陷播州，筑城于此。”考诸史志，佛教传入南诏以后，至迟不晚于阁罗凤时(748—779年)已有佛寺的兴建，至世隆时(860—877年)，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佛寺兴建最猛，“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2]此时，南诏亦公开反唐，出兵拓展疆土。唐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出兵扰黔中(今重庆彭水地区)，斩杀黔中经略使秦匡，南诏遂攻陷播州，直到唐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诏领兵，才收复了播州。故南诏据有播州地近三年，南诏素信佛教，有“妙香佛国”之誉，此时在正安城北50里地筑城并兴建大成寺，当在情理之中。由此或可见南诏佛教影响贵州佛教之一斑。
8.正安蟠龙寺(蟠溪寺)。在今蟠溪乡境内。清光绪《续修正安州志·寺观》载：“蟠溪寺，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思三甲，古名蟠龙寺，建于唐，迄明万历年间增修，乃孤舟和尚面壁处。”民国《续遵义府志·坛庙寺观附》则云：“寺有碑称唐时僧普达，苦行精修，感通梦寐，奉敕建寺。”寺现为蟠溪小学校舍。
9.遵义大悲阁。清道光《遵义府志·杂记》载：“郡城外大悲阁，肇建于唐之乾符二年。”其址在今遵义城东。其时遵义没于南诏，疑大悲阁与正安大成寺一样，为南诏所建，因史志记载过于简略，详情不得而知。大成寺、大悲阁是否为南诏所建，目前尚未经考古发掘证明，故难以确证。
l0.沿河福常寺(永佛寺)。明嘉靖《思南府志·寺观》载：“常乐寺，在司北六十里，唐建为福常寺，宋时敕赐中胜院，国朝改为常乐寺，年久圮废，惟遗一钟，刻碑一道。”道光《思南府志·古迹》载：“常乐寺，在官舟，唐为永佛寺，宋敕赐中胜院，明成化三年，沿河长官冉懋重修，改今名。”又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云：“常乐寺，在府治(思南)北十里，唐为福常寺，宋赐名中胜院，明改常乐寺。……寺内铜佛二，高九尺，罗汉九十四，钟磬皆千余年物，思属寺观，惟此最古。”综合以上史志，可知福常寺建于今沿河县城之西的官舟，唐代名福常寺，又名永佛寺，宋时皇帝“敕赐”名中胜院，明成化三年(l467年)重修后改名为常乐寺，民国时寺内尚存有铜佛、罗汉、钟磐等，皆唐代法物。
l1.万山弥勒寺。据今编《万山特区志》载，唐代中期在今万山下溪侗族乡瓦田村湘黔边界处的米公山上建有草庵，名弥勒寺，海拔1149米，至明清改名东华寺，俗称贵州庵。[3]
l2.岑巩鳌山寺。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载：“鳌山寺，在府城(思州)西(东北)，唐天宝中建……在龙鳌里，唐时僧通慧建，今废。”今岑巩县地，于唐贞观五年置夜郎县，武后长安四年改属舞州，为州治，开元十三年改舞州曰鹤州，二十年改鹤州曰业州，改夜郎县曰峨山县。大历五年，改业州曰奖州。元属思州安抚司，为司治，明清时为思州府治。[4]寺为僧通慧在唐天宝时期(742—756年)建，其旧址在今岑巩县东北44公里的水尾镇(明属龙鳌里)白水村之鳌山顶峰，海拔920.3米。今遗址占地面积约693平方米，尚存三殿屋基和石墙、石门等。
13.黄平宝相寺。嘉庆《黄平州志·方舆志·古迹》载：“宝相寺，旧城东，唐刹也，毁于播乱，明郭抚军为僧三空重建。”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载：“宝相寺在黄平州东，唐宋古刹……寺有钟声闻数里，相传宋时古物也。”黄平在唐属牂州新兴县，宝相寺在今黄平旧州地，或许与牛腾“置道场”有关。
唐代贵州不仅兴建有佛寺，还铸有佛像。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引王象之《舆地纪胜》：“铜佛坝在故南平军西门外，地有金铜佛像二，相传为唐明皇所铸。”南平军，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以铜佛坝地置，领南川、隆化二县和荣懿等砦，治所在南川(今重庆綦江)，军境西部、南部包有今贵州遵义地区北部地。民国《桐梓县志·舆地志·古迹》云：“废南平军，……宋熙宁中置，在桐梓县北一百里。《明统志》：在綦江县南九十里。按：今县北陈家坝即宋之铜佛坝，尚有南平军遗址。”故铜佛坝地当在今桐梓县北渝黔边境。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称。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唐玄宗即于次年逃往四川，在川留滞两年多，至德二年末(758年初)才回长安。唐玄宗素信佛，天宝五年(746年)曾受印僧不空的“灌顶法”；天宝三年(744年)四月，敕两京、天下州郡铸金铜佛像赠送开元寺；天宝十五年(756年)在成都为僧英干所建寺御书“大慈寺”额，赐田千亩，又迎新罗僧金禅师入内供礼。[5]唐玄宗逃难蜀中时(756—757年)，当有可能在今渝黔边境地铸金铜佛像。
（三）唐代高僧
贵州在唐代既建有佛寺，必有僧人住寺。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敕天下寺观僧尼道士“不满七人者宜度满七人，三七人以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人以下者更度三人”[6]。贵州在唐代，虽然黔东南、黔南、黔西南、黔西及黔中部地区均为羁縻之地，为各大姓土酋自治，但是黔北和黔东地区却直接在唐经制州(由中央王朝吏部正式委刺史治理的州郡)的控制之内，而唐代贵州的佛寺又大多集中于黔北和黔东，故理应接受唐中央朝廷的敕令。若以每寺7至10人为算，贵州有文字记载的10余座唐代佛寺理应有僧尼百余人，然见于文献记载的贵州高僧仅有通慧、海通、义舟和普达4人，其中普达奉敕兴建正安蟠龙寺事，未获详考。
1.通慧。清乾隆进士檀萃《楚庭稗珠录·黔囊》云：“唐天宝时，通慧禅师于思州之鳌山上建般若提会。上患疟，有道士奏师能治，上召之，不经期而诣厥，上果愈，赐金帛不受，赐乘马还山，亦不终期而至，后不知所之。”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方外》亦载其事。这与该志《古迹志·思州府》所载天宝中通慧于龙鳌里建鳌山寺相吻合。通慧在黔东创建了鳌山寺，又以医术名闻京城，并奉诏治愈了唐玄宗的病，天子赐金帛不受，当然应属贵州的高僧。
2.海通。明人彭汝实《嘉定州初创九峰书院》中叙述，海通法师，贵州人，为四川乐山弥勒大佛的创建者。海通生活于唐玄宗时期(712—756年)，曾结茅于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合处的凌云山上，到凌云山前踪迹不明。唐贞元十九年韦皋所撰《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记海通为造大佛像作准备工作时云：“工惟子来，财则檀施。江湖准备，珍货毕至，倩师命工，亦罔不臻。”可知他在中原一带颇有影响，或许曾在中原一带活动过。因此，可能带来中原弥勒造像的风格。海通结茅于凌云山上，见江流汇聚山麓，每至夏汛期，便如万马奔腾，直捣山岩，常常倾覆舟楫，造成船毁人亡的惨剧，遂发下宏愿决心开凿弥勒大佛像，以镇煞水势，永镇风涛。韦皋《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云：“开元初，有沙门海通者……崇未来因，作古佛像。”可知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初年(713年)。此后海通忘我凿造，“时积日竞，月将岁就。不数载而圣容俨然，岧岧亭亭，岌嶷青冥，如现大身”。经过18年不懈努力至开元十八年(730年)大像凿造工程已完成头部、胸部。宋僧志盘《佛祖统记》卷53载：“唐开元十八年，沙门海通于嘉州大江之滨，凿石为弥勒佛像。”可惜“全身未毕，禅师去世”[7]。乃又先后经过唐开元年间四川节度使仇兼琼、唐贞元年间四川节度使韦皋继续开凿，至贞元十九年(803年)终于完成了整个大佛的凿造工程，前后费时90年之久。大佛雕凿于岷江南岸凌云山栖鸾峰临江一面的崖壁上，坐东朝西，通高71米，头高l4.7米，肩宽28米，鼻长5.6米，脚背上可围坐百余人，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其体型魁伟高大，比例匀称，巨细和谐，令人叹为观止，使人们看到了贵州唐代高僧海通精绝的雕凿技艺。
3.义舟。义舟其人未见史志记载，惟唐代诗人刘禹锡《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诗文载其人其事：
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以谈笑，闻者又从而张皇之，犹夫束蕴逐原燎，或近乎语妖。适有沙门义舟，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且曰贫道以一锡游他方众矣，至黔而不知其远，始遇前节使，而闻今节使益贤而文，故其佐多才士，麾围之下，曳裙秉笔，彬然与兔园同风。蕃僧以外学嗜篇章，时或摄衣为未至客，其来也，约主人乘秋风而还，今乞词以飏之，如捧意珠，行住坐卧，知相好耳。余曰唯，命笔为七言以应之：
黔江秋水漫云霓，独泛慈航路不迷。
猿穴窥斋林叶动，蛟龙闻咒浪花低。
如莲半偈心常悟，问菊亲诗手自携。
常说麾围似灵鹫，却将山屐上丹梯。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贞元间擢进士第，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宫和藩镇势力失败而被贬谪为朗州(今贵州遵义地区)司马，未到任而迁连州刺史。后以宰相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平生与僧人交游颇多，贞元十四年(798年)神会弟子乘广禅师寂，刘禹锡为其撰《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文，谓：“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佛而大悲以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味真实者，即清净以观空;存相好者，饰威神而迁善；厚于求者，植因以觊福，罹于苦者，证业以销冤。……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柔。”[8]故刘禹锡与黔僧义舟谈诗论道，亦非偶然。由此亦知义舟当与刘禹锡为同时代人，皆中唐时人。刘禹锡诗题的“黔南”指的是唐时的“黔州黔中郡”，为唐天宝元年(742年)置，督施、夷、播、思、费、珍、溱等9州，其地包括今贵州北部及东部，又领充、庄、牂、琰等50个羁縻州，更遍及今贵州南部、西部，[9]故唐时“黔南”之“黔”应为黔州黔中郡。“黔南”之“南”本指黔州黔中郡治之南，其治所在今重庆彭水县，而今贵州之地尽在其南，故唐宋时人又将贵州之地称为“黔南”。因此唐时之“黔南”，完全可代表今贵州一省。此外刘禹锡的诗引和诗句中皆有“黔江”，亦可与诗题中的“黔南”相互印证。黔江为今贵州境内乌江下游，黔、乌一义，故唐宋时称乌江皆为“黔江”，“乌江”一名至《元史·文宗纪》始记其名。“乌”指水清澈，历史上乌江水清澄碧绿，宋范成大《吴船录》：“水自黔来合大江，江怒涛水色黄浊，黔江乃清澈如玻璃……自成都登岸至此，始见清江。”当时义舟从黔南至中原见到刘禹锡，就是乘船从乌江出发的，故义舟当时活动在今黔北一带应无疑义。清道光《仁怀直隶厅志·艺文志》录存刘禹锡《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诗文并非事出无因。刘禹锡在诗文中赞扬了义舟的博学多才和方外之风，义舟以其对黔中山川风俗熟悉异常，且又具有较高的佛学造诣，赢得了大诗人的敬佩。故义舟不独为贵州之高僧，亦中唐之高僧也。
三、宋代贵州佛教的传布
佛教自唐代由中原西蜀传入贵州后，在黔北黔东兴起。进至宋代，佛教遂渐传布贵州各地，一方面在黔北黔东地区，佛教仍以强劲的势头向纵深发展，佛寺遍布其地；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贵州各地传布渗透，贵州土官土酋开始热衷奉佛兴寺，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腹地亦始建有佛寺，住有僧人。这些皆为元明时期贵州佛教的大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一）佛寺遍布黔北黔东
佛教在唐代从黔北黔东传入，进入宋代后，佛寺遍布黔北黔东。
据史志记载，宋代黔北地区，在桐梓建有崇恩寺、鼎山寺、虎峰寺，遵义建有万寿寺、福源寺、金山寺、桃源山寺，正安建有善缘寺，绥阳建有辰山寺，务川建有铜山寺，沿河建有沿丰寺等。此外遵义的观音院、普济庵，习水的罗汉寺亦皆为南宋时所建。黔东地区，印江建有西岩寺、大圣登铁瓦寺，思南建有华严寺、城子寺，黄平建有宝珠寺等。
崇恩寺，又名青莲院，宋元祐八年(1093年)夜郎县(今桐梓县新站夜郎坝)人赵高峰任长沙太守返里兴建，聘请从白和尚为住持。民国《桐梓县志·舆地志·寺观》载：“崇恩寺，在城(桐梓)北二百五十里扶欢坝，宋元祐间，赵高峰建。”道光《遵义府志·列传》：“赵高峰，今桐梓人，官至长沙太守，元祐八年告归，敕赐所居名‘青莲院’。”故该志之《寺观》载“崇恩寺，……宋淳祐间(1241—1252年)赵高峰建”有误。又据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载，寺中原有石佛像，像背刻有“敕赐青莲院住持比邱从白元祐八年”l5个字，可知崇恩寺当建于元祐八年，而不是在淳祐年间。
鼎山寺，建于南宋宝祐时(l253—l258年)。道光《遵义府志·寺观》：“(寺)在城(桐梓)南十五里，即鼎山县旧址，宋宝祐建。后改建山下，补修不一。”
虎峰寺，位于桐梓县城西北1公里虎峰山(俗称猫山)上，建于南宋咸年间(1265—l274年)，后因世袭播州宣抚使的杨价，因镇边有功敕封英烈侯，谥号崇德公，塑像寺中，故寺又名崇德庙或杨价庙，寺中供有杨价所铸之三尊铜佛，明清时香火盛极一时。“文化大革命”时被毁，1980年当地群众自发集资重建。[10]
据道光《遵义府志·寺观》载，万寿寺，在遵义龙山上，宋嘉定初(1208年)建，明洪武末重修，称龙山寺，清称小龙山寺。福源寺，在遵义城西20里，寺唐宋间建。明建文帝曾寄宿题诗。金山寺，在遵义清潭里，宋咸淳间(l265—1274年)建，明重建。善缘寺，在正安州德二甲，北宋大观五年(疑为“三”年，即1109年，因大观年号只有四年，传写误)建。
绥阳辰山寺，本名普福禅寺，道光《遵义府志·金石》载，寺在城西15里，旧传宋祥符间(1008—1016年)有钟飞来山头，因建寺。
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载，务川铜山寺，在县北l5里，宋时建。遵义府桃源山寺，在城头，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建，明洪武中重修。黄平珠宝寺，在黄平州旧城西，建于宋代，又名岑卡寺。
明嘉靖《思南府志·寺观》载，沿丰寺，在沿河司东20里，宋时建，嘉靖元年里人何文材重建。华严寺，在思南城西中和山麓，宋时建。
今编《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志》载，西岩寺(又名西崖寺)在县城2.5公里甲山寨，始建于宋乾德三年(965年)，后废，明嘉靖年间重建，复毁于兵，清康熙十九年再建，为印江八景之一。大圣墩(古名大圣登)，位于印江城北6公里，又名玉屏山，624年，唐黔州刺史田维康南征，屯兵于山，命名曰大圣登，海拔1384米，山顶面积1.5平方公里，宋代在山顶建有佛教寺庙，覆以铁瓦，人称铁瓦寺。[11]
民国《思南县志稿·庙坛寺观》载，城子寺，在思南县城子盖(即今岑头盖)之巅，相传宋时有僧建。僧精习邪术，炼成铁身，刀斧不能伤，且善飞，一朝可往返百里，人呼为坚颈和尚。
宋代黔北黔东之佛寺，当不止此l0余座，只是史志缺乏记载，无由考述。其时佛教在其地的传布仍保持强劲势头，并分向纵深发展，佛教寺院遍布其地，僧俗信士人多势众，佛法之盛仍位居全省之冠。
（二）土官土酋热衷奉佛兴寺
宋代的贵州，中央朝廷未设路一级的行政区划，仅对贵州大部分地区采取羁縻控制，其地分属夔州路、荆湖北路、潼川府路、广南西路、剑南西路和剑南东路之一部，其中以夔州路所辖为主，所领绍庆府领49个羁縻州，遍及今贵州南部。这种羁縻控制，大多是任命当地原有土酋为官，皆得世袭，版籍不上户部，不改变和调整土酋原辖区领土。这种控制尽管松散荒忽，但它表明宋王朝的中央势力已深入贵州腹地，而贵州各少数民族土酋的纳土内附，亦表明他们承认和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而正是此原因，中原佛教渗透其地，游方僧人进入其境；当地各土官土酋亦始热衷奉佛兴寺，为宋朝皇帝祝圣(祝厘)，其地之佛寺、佛像和僧人大都得到他们的尊崇和保护，由是又推进了其地之佛教的发展和流布。
l.黔东南古州土官向光普奉佛兴寺
《宋史·蛮夷传》载：“天禧四年(1020年)，知古州刺史向光普遣使营僧斋，以祝圣寿。”又云：“天圣二年(l024年)，知古州向光普自言，尝创佛寺，请名报国，岁度僧一人，许之。”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亦载：“天禧四年，向光普遣使鼎州祝厘。”古州，其州治在今黔东南榕江县，宋时为当地土酋向氏辖地。向氏从向通银、向光普始，皆向宋朝廷称臣纳贡，朝廷亦多次施予赏赐、委官。从以上史料看，宋真宗天禧四年，向光普营建僧斋以祝圣寿，亦可见其归附之诚，同时亦可见其时佛教已输入该地区，僧人已开始在该地区活动，得到了当地社会的认可，并在上层人土中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至向光普要创建佛寺，依制度僧。由此可见，佛教在宋天禧年间已经传布到黔东南的中心地带，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黔东北思州土酋田氏奉佛兴寺
宋人魏泰之《东轩笔录》卷7载：“越州僧愿成客京师，能为符箓禁咒，时王雱幼子夜啼，用神咒而止，雱虽德之，然性靳啬；会章惇察访荆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经略溪洞，或云蛮人多行南法，畏符箓，雱即荐成于章。章至辰州，先遣张裕、李资、明夷中及成等，入南江受降。裕等至洞而秽乱蛮妇，酋田元猛不胜其愤，尽缚来使，刳斩于桩。次至成，成搏颊求哀，元猛素事佛，乃不杀，押而遣之，成犹以入洞之劳，得‘紫衣师’号。”此事发生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章惇“开五溪之役”时，事见《宋史》范子奇、乔执中、张商英、张颉、谢景温各《传》,《宋朝事实类苑》卷71“僧愿成”条、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亦载其事。宋熙宁五年，辰州(今湖南境)人张翘与李资献书朝廷，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锦州，地接施、黔、牂牁，世为蛮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据，地产朱砂、水银、金布、黄蜡，良田数千万顷。入路无山川之厄。若朝廷出偏师压境上，臣二人说之，可使纳土为郡县”。[12]
书上，朝廷即以章惇察访荆湖南北路，经制五溪(南江)事，章惇至辰州，令李资、张竑、明夷中以及王雱所荐之越州僧人愿成等10余人入苗境。而李资等人进入五溪苗区后，“秽乱蛮妇”，为五溪苗土酋田元猛擒斩，至僧愿成，因田元猛“素事佛”，故特宥之。所谓“古锦州”即今之黔东北铜仁地区。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田祐恭传》云：“考《宋史·蛮夷传》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溪洞有州曰奖，曰锦，曰懿，曰晃，田氏居之。……锦，今之铜仁，奖，今之镇远，思州处其间。”锦州为唐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所置，领五县：卢阳、招谕、渭阳(今铜仁)、常丰(今松桃)、洛浦(在今铜仁与湖南麻阳之间)。奖州，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置，领峨山(今岑巩)、渭溪(今玉屏)、梓姜(今镇远)三县。至宋，朝廷无力置郡县，复为羁縻之地，遂为土酋田氏辖地。思州，唐贞观四年(630年)置，领三县：州治务川(今沿河)、思王(今德江)、思邛(今印江)。锦、奖、思等州皆为土酋田氏领地，素为“五溪诸蛮”聚居之区。宋人朱辅《蛮溪丛笑》云：“五溪之蛮，今有五：曰苗，曰傜，曰僚，曰仡伶，曰仡佬。”这说明唐宋时期，其地皆为苗、瑶、仡佬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从当地土酋田元猛“素事佛”而释僧愿成事，当可见在宋代熙宁年之前，佛教已传布到黔东北腹地。
至南宋初年，黔东北田氏土官，不仅尊崇佛教，而且热衷兴建佛寺。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田祐恭传》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引《黔州图经》云：“建炎五年，贵州防御使夔州路兵马钤辖珍州南平军务川城一带都巡检兼知务川城田祐恭，乞于黔州建置僧寺，……绍兴十一年，尚书省牒送到，知思州田祐恭奏状乞于黔州立小院，以安僧众，敕赐集福院。”“建炎五年”疑为“三年”之误。因建炎年号无五年，只有四年，其明年为绍兴元年，“五”与“三”形似而误，建炎三年即1129年，绍兴十一年即1141年。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思州土酋田祐恭内附。重和元年(1118年)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宣和四年(1122年)废思州，以务川城为名，邛水、安夷二县改为堡，皆隶于黔州。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复置思州三县：治务川，为田氏故居所在，即今务川；安夷县，在今凤冈东南；邛水县，在今石阡西南部，三县皆在今黔东北，田祐恭所置佛教寺院当在其地无疑。
宋人于观《宋敕赠少师思国公田祐恭墓志铭》云：“公以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秋七月九日薨，越十有七日，诸孤奉襄事葬公于婺川县归义乡西山之原，附祖茔也。公讳祐恭，字子礼，威名有素，……名山胜地，琳宫梵宇，或舍良田，或立浮屠，或铸洪钟，或建宝藏。一功一德，祈求之意，即非觊觎私门之福，皆以祝君王之万寿，其向善类如此……入仕五十年，历事三朝，治都九域，建功立业，始终如一，……谨守边民，安集居民。享年八十。……公亡未逾岁，……民从以安，乃为祠堂于水东梵宇，以备瞻仰，旱潦祈祷，常获昭应。九月之忌辰，远近生熟夷僚溪洞境上居民，不约而会，皆共携香纸，结为一社，诣公祠前稽颡奉献，各祈保佑而去。……公之为人，生为夷民信服，死为夷民钦畏，可谓安边之良将也。观谨依事实叙之。”此铭乃于观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冬“依事实叙之”，距田祐恭卒日不过两年，其所叙事当较具权威。读此铭文可知，其一，田祐恭生前数十年间在其辖地即今黔东北地区建有佛寺，置有寺田，铸有梵钟，招有僧人，可见其崇佛之深。其二，以田氏在“生熟夷僚溪洞境”中“威名有素”，其领头崇佛兴寺，其下苗、瑶、仡佬之民岂有不热心佛教之理！他们将其祠与梵宇并列，岁时瞻仰祈祷，其地佛化之盛，仅此一端，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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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仁怀县志》，第111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参见《白古通纪笺述·蒙氏世家谱》。
[3] 参见《万山特区志》，第51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 参见王燕玉《贵州史专题考》，第26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 参见范文澜《唐代佛教》，第197、200、205、20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6] 参见范文澜《唐代佛教》，第218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 韦皋《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
[8] 刘禹锡《刘梦得集》卷30。
[9] 参见王燕玉《贵州史专题考》第139-14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 参见吴金生《话说虎峰》，载《桐梓风光》第110-11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 参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
3.黔北播州土官杨氏奉佛兴寺
黔北播州杨氏自其祖杨端(卒于902年)于唐乾符三年入据之后，遂世长其地，直至明万历年间。南宋初期，杨氏第11世杨选即大张佛教，兴修寺宇，移铜佛于观音院，聚僧招徒，礼佛传法。道光《遵义府志·金石》引《大明一统志》云：“铜佛像，在宣慰司佛光寺内，据《杨氏先德庙碑》：其先有名选者，猎于荒莽中，见一岩人物，从猎者疑为怪，白其事，选遣人往视则风雷暴至，不可迩，选自往，风雷如初。有僧进曰，古像灵异，必斋戒诚敬，乃可。如其言而往，获睹其像，乃徙于观音院，今徙于本寺。”明人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遵义府》亦有记述：“(播州)城外福光寺，有铜佛像。初，人见之荒莽中，欲取者数，风雪辄作，不敢近。有异僧率土人斋戒，乃得，今在寺中。”南宋嘉泰至宝庆年间(1201—1127年以前)，第l3世土官杨粲同时崇奉佛道儒，修建琳宫梵刹多处，创立普济庵于湘江之畔。道光《遵义府志·金石》载明人李敬德《增修普济桥记》云：“去城(遵义府城)北三里许，有桥曰普济，先侯六世祖忠烈公肇修郡之儒学及琳宫梵刹桥道，普济桥其一也。既建普济桥，于崖涘建庵宇为壮观。”“忠烈”即南宋朝廷赐杨粲的庙号。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l4世杨价亲自选址在播州城(今遵义)西碧云峰下兴建规模宏大的佛道儒巫合流的“大报天正一宫”，其中塑有释迦佛像。道光《遵义府志·金石》引元人张亚《大报天正一宫记》云：“宋忠显庙威灵英烈侯价，……乃独断于衷，鸠工度材，即地创宇，署曰大报天正一宫，西据东向。北安大殿，榜曰玉京金阙，中严帝像，壁涌释迦玄元主徒。埏饬瑰奇。左右廊庑，复阁斋堂，凡若干区，朱碧翚飞，实一时之伟观，盖宝庆丁亥岁也。”后又铸三尊铜佛像，其后人将其供于桐梓虎峰寺中。道光《遵义府志·土官》谓其临死，“大饭群僧，价趺坐诵佛书数语而终”。其笃信佛教之虔诚于此可见。据今人葛镇亚《播州土司·文化》记载，播州土官在南宋嘉定间(1208—1224年)先后于遵义修建的佛寺，还有万寿寺、福源山寺、桃源寺；咸淳间，在遵义清潭里建有金山寺。[1]
由于播州土官热衷奉佛，以至当时土酋土官卒后或坟墓饰以佛刻，或尸骨葬于佛寺。杨粲墓，为杨粲夫妇合葬之大型石室墓，位于今遵义市东南10公里之龙坪镇皇坟嘴，1957年出土。为播州15世土官杨文所建。杨文于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袭职后，认为其祖父杨粲墓过于简陋，便着手扩建，从淳祐三年至十一年(l243—l251年)，共用了8年时间始建成。其墓是一座仿木建结构双室石墓，其墓葬风格与内地汉墓同，但其却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因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整座坟墓为佛龛式布置，符合营造佛寺的款式，主龛层阶中央刻有佛教“卍”字，两旁所置力士文官武士像，完全是佛教摩崖式样，这说明墓主杨粲生前笃信佛教，而为其造墓的嫡孙杨文更热衷奉佛。而南宋镇守播州的大统领袁世盟(1172—1237)，于嘉熙元年卒，竟落葬于习水的罗汉寺(在今习水东皇镇沙坝乡)。由此皆可见播州土官信佛之深。
4.黔中普宁州土酋孟氏奉佛兴寺
宋之普宁州属绍庆府所领之羁縻州，其地在今之安顺市。据明人牟应绶于天启二年(1622年)撰《黔书·山川志》所载《清凉洞碑记》云：“此洞本系汉末荒服，孟获屯兵积粮处也。原名粮仓洞，山麓建有旧城垣，故址存焉，……宋南渡后，柴氏大乱黔疆，孟氏殆尽，适有阿达卜寨苗酋朵克率部乘机追逼孟氏至牂牁江畔。无桥可渡，孟氏急欲投江，遇钱塘江雷峰寺游方二僧(慧光、慧明)相救，遂归原洞。并请田地二百余亩，伐木建造洞中殿陛……时南宋宁宗开禧三年丁卯。”清凉洞，又名粮仓洞，位于今安顺市二铺区夏官乡村北1公里处，距安顺城东10公里。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普宁州土酋三国孟获之后，被苗酋朵克率部追杀于牂牁江(今北盘江)，因杭州雷峰寺游方二僧慧光、慧明相救得归，遂于洞中建佛殿。洞高30米，深80余米，为穿山洞，前洞宽7米，后洞宽21米，洞内佛殿建筑面积约2000余平方米。今遗址尚存。南宋开禧三年中原慧光、慧明二僧游方至牂牁江，普宁州土酋孟氏建佛寺于清凉洞，这表明是时佛教已流布至黔中腹地的安顺地区，并在当地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元代佛教在贵州的拓展
（一）外籍僧人入黔传教
唐宋以来，即有外籍僧人云游至黔者，如前述南宋时杭州雷峰寺之慧光、慧明二僧等，然其如何在黔传教，惜史无记载，文献缺略，无由考述。至元代中后期入黔传教之僧人，始为史志所记载。其时印度指空禅师在黔西弘法，江西人彭如玉于黔中传教，二者异曲而同功，注重神通灵异，皆与黔地原始巫风相契，遂使佛教深入黔西苗彝聚居之区和崇山峻岭的黔中腹地，从而大大拓展了佛教在贵州传播的领域。
1．印僧指空弘法黔西
指空是元代来华的印度僧人，梵名提纳薄陀(Dhyanabhadra)法号“苏那的沙野”(Sunyadisya)，汉译为指空，高丽称“西天提纳薄陀尊者”，自命为迦叶百八传人，古印度摩揭陀(Magadha)国王子。8岁从那烂陀寺律贤出家，19岁得到南印度楞迦国吉祥山普明衣钵。之后来华到燕京，游历中国西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元泰定年间(1324—1327年)到上都(滦京，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见元帝。旋入高丽弘教建寺，其所开创的桧岩寺，至今仍是韩国禅宗之曹溪宗最重要的道场，在韩国佛教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所译注的《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3卷，在高丽佛教中亦有较大影响。天历初间(1328年)回燕京，历元文宗、宁宗、惠宗(顺帝)三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示寂。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指空禅师曾在滇东黔西之乌撒乌蒙地区，弘传佛法。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引高丽末期学者李穑所撰《西天提纳薄陀尊者浮图铭并序》云：
迦叶百八传提纳簿陀尊者禅贤，号指空。师自言：“吾之行化中国也，遇北印度摩诃班特达于西番，偕至燕京。居未久，西游长安王府，又去伽单，其主护送至蜀，礼普贤巨像，坐禅三年。大毒河(大渡河)遇盗，又赤立而走罗罗斯界(彝族地界)，有僧施一禅被，有女施一小衣，乃应檀家供，同斋禅(僧)得放生鹅，欲烹而食之，吾击其妇，妇哭，僧怒见逐。吾闻土官塑吾像，水旱疾疫，祷必应。金沙河关吏见吾妇人衣，发又长，怪而问奚自？吾言语不通，书西天字又非所知也。于是留之，晚隈石隙而卧，不觉少间至彼岸，渡子异吾，礼拜。云南城西有寺，上门楼入定。居僧请入城，至祖变寺(即昆明大德寺)，坐桐树下。是夜雨，既明，衣不濡，赴其省祈晴，立应。坐夏龙泉寺，书梵字《般若经》，众聚乏水，吾命龙引泉济众。大理国，吾却众味，但食胡桃九枚度日。金齿、乌撤(撒)乌蒙一部落也，礼吾为师，塑像庙之。吾闻无赖子，以吾像禅棒掷之地而不能举，悔谢，取安如故。安宁州僧问昔三藏入唐，伏地知音？时吾会云南语，应曰：‘古今不同，圣凡异路。’请说戒经，燃顶焚臂，官民皆然。中庆路诸山请演法，凡五会，太子礼吾为师。罗罗人素不知僧佛，吾至皆发心，飞鸟亦念佛名。贵州元帅府官皆受戒；苗蛮、瑶、僮、清江、花竹、打牙葛僚诸洞蛮俱以异菜来请受戒。”自后行经镇远、常德、洞庭湖、湖广、庐山、淮西、扬州，太子以舟送至都，既西至滦州。终老于朝鲜，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示寂。
又康熙《武定府志》卷4载，元延祐七年武定路儒学教授杨兴贤撰有《狮山建正续寺碑记》，其中记指空游方至寺之事云：
至大辛亥，蜀僧长老朝宗飞锡至止，……师归西蜀之后，有西竺指空禅师游方憩此，绝粒危坐，胁不粘席。开辟正觉，诱掖缁俗，慕其化受信具者，比比有焉。佛殿旃檀，经始于乙卯之春；僧堂香积，落成于庚申之夏；……一方之壮观也。……爰自拈花破颜以来，灯灯续焰，叶叶传方，得道者不可枚举。然西南禅学，实惟滥觞。
据此二文可知，印度僧人指空在元代中期“行化中国”，先进入西番(今西藏)，后至燕京(今北京)，续游长安(今西安)，寻至蜀；越三年，过大渡河，经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渡金沙江，入滇之武定，于延祐二年至七年(l315—l320年)继蜀僧朝宗之后，扩建武定城西狮山正续寺。其后抵昆明，去大理，至金齿宣抚司(滇西傣族聚居区)，再入滇东黔西乌撒乌蒙部落弘法，大约在至治末年(1323年)复至昆明(中庆路)，经滇东北至黔中，经过镇远入湖南而至中原。
考乌撒乌蒙，为彝族乌撒部领地，彝文记载其名为“黔哲俄索”，史志记地名为“巴的甸”，即今之贵州威宁县境。《元史·地理志》云：“乌撤乌蒙宣慰司，在本部的巴的甸。乌撒者，蛮名也，其地在中庆东北七百五十里，旧名巴兀姑，今曰巴的甸，自昔乌撒蛮杂居之。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闷畔部。其东又有芒部、阿晟二部，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在今贵州西部赫章、威宁一带设置乌撒乌蒙宣慰司，隶属云南行省，治所在今威宁。司辖境地，东界今云南镇雄东北，含今贵州赫章、水城至北盘江北岸；南界今贵州可渡河分；北界达于今云南昭通；西界含今云南宣威、会泽。其地大部分在今贵州西部。自汉唐始，此地便为罗罗(彝)、苗、僚(仡佬)等少数民族世代聚居之地，其土酋多为罗罗人。元代于此设乌撒乌蒙宣慰司，亦多以罗罗人为土司，归元朝节制。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载：“罗罗即乌蛮也……喜斗好杀……有病不识医药，惟用男巫，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曲靖、乌蒙(今昭通)、乌撒(今威宁)、越巂(今西昌)皆此类也。”可见其地山高路险，本土原始巫教盛行，中原文化难以进入。指空所谓“打牙葛僚”，即其地之僚人(仡佬族)。元人周致中《异域志》下獠条云：“在牂牁，……打牙者谓之打牙獦獠，种类甚多，不可以人事处，张犷难服。”其风俗据晋张华《博物志·异俗篇》载：“僚子……既长，皆拔去上牙各一，以为华饰。”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亦载：“打牙仡佬，……女子将嫁，必先折其二齿，恐妨碍夫家，即所谓‘凿齿之民’也。”由此可见其地土民风俗之怪异。指空禅师以其禅法神通，契合于当地苗彝之巫风，并用当时滇黔流行的苗彝诸少数民族的语言，来宣说佛法，故其所传佛教始为当地苗彝诸少数民族所信服而接受，以至当地土司土民俱来受戒，并礼指空为师，建庙塑佛像礼供。“元代后期出现的贵州寺庙中有威宁万寿寺，可视为佛教传入的明证。”[2]故元代黔西乌撒乌蒙土司奉佛受戒，土民得闻禅法，皆肇自指空。元人杨兴贤评指空在滇黔传教云：“西南禅学，实惟滥觞”，可见黔中之有禅宗，指空实有开启之功。
2．赣人彭如玉在贵阳“传普庵祖师释氏法教”
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江西庐陵县(今吉安)贾人(或云道人)彭如玉入黔，在贵阳大兴寺前身创立精舍，名普安堂，传“普庵祖师释氏法教”，贵州土僧真贤嗣其法，拓址建寺，是为贵阳有佛寺之始。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寺观》云：“(大兴)寺在贵州城中，元至正间有江西庐陵道人彭如玉来创精舍，奉普庵祖师释氏法教，后土僧真贤嗣其业，拓故址建大雄殿、毗卢阁，庄严设像，遂名大庆寺。”《大明一统志》云：“大兴寺在治城中，元至正间，庐陵贾人彭如玉建，洪武中，以元普庵改为寺。”彭如玉所传的“普庵祖师释氏法教”当为普庵临济宗之教。考普庵(1115—1169)，乃宋代禅师，法名印肃，号普庵，江西宜春人，俗姓余，27岁剃度受具。后礼牧庵禅师印可，是为牧庵的嗣法弟子。牧庵，法名法忠，乃临济12世传人，属杨岐系。宣和元年(1119年)居南岳，每跨虎出游，四众以伏虎和尚称之。后住隆兴黄龙寺，称黄龙法忠，绍兴十九年(1149年)寂。普庵从其得法后，承师遗风，随机导化，不滞一途，或折草为药，或祈禳雨晴，自是慕向者众。道乾五年七月寂，寿55岁。元延祐年间，朝廷追赠普庵为大德慧庆禅师，有沙门宗王忽 相如在苏州西5里建慧庆禅寺，于寺中塑普庵像，士民岁时求之多有灵应。从普庵师徒行迹看，他们都具有神通，擅长咒术，一能伏虎，一能祈禳雨晴，故普庵禅法虽派属临济，然其带有浓郁的神通灵异色彩，并以神通咒语见称于世，这种“释氏法教”，显然注重祈禳咒诵，此正与黔中“崇巫尚鬼”的民风相契，故贵州土僧真贤才能嗣其业。彭如玉能够将其同乡普庵和尚的禅法传入贵州腹地，当与此种“法教”的“神通灵异”有很大关系。
（二）黔北黔东出现佛教名山大刹
黔北黔东为佛教传入贵州最早之地，入元之后，佛教继续在其地深入拓展，在唐宋佛寺的基础上，又兴建了不少佛寺。如：遵义的大德护国寺(湘山寺)，正安的普明寺，绥阳的蒲象庵(回龙寺)、长磏寺(长嵌寺)，道真的普照寺(蟠溪寺)，仁怀的观音阁，凤冈的崇佛寺、仙山寺，铜仁的正觉寺等。其中之湘山寺(大德护国寺)、蟠溪寺皆为黔北名刹。
大德护国寺，明代名湘山寺，位于今遵义市区湘江左岸的湘山之巅，建于大德年间(1297—1307年)， [3]名护国寺，至明代因山而名湘山寺，沿用至今。清嘉庆时，遵义知府赵遵律曾易名“双泉禅院”，但仅见于文人题咏，世人则少有知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住持僧照宽募化重建寺宇，历6年竣工。光绪二十三年(l897年)，僧法云复加修葺，遂有今貌。湘山寺整个建筑分山门、大雄宝殿和后殿三部分。山门在大殿前右侧，券拱门洞，青料石砌建，门额嵌阴刻“湘山古寺”之石匾，山门前24级石梯，逶迤而下直抵山脚。湘山寺从元代直至今日都是黔北最大的禅院。
今编《道真县志》载：蟠溪寺，亦名蟠龙寺，在蟠溪乡境内，南临蟠溪，是黔北著名古刹，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年(1265年)，名普照寺。明代始改今名，现为蟠溪小学校舍。[4]
道光《遵义府志·寺观》载：普明寺，在正安州治东思三甲，元延祐间建。回龙寺，在绥阳城西23里，本为蒲象庵，元时建，后增修，改今名。长磏寺，又名长嵌寺，在绥阳城北90里，明永乐初，张三丰常寓于此，元时古刹，清康熙六十年重建。
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载，“复兴场左白崖石刻”处，为元播州古滋等处巡检周某，于元天历元年(1328年)创建观音阁并圣像的遗址。复兴场即今之仁怀县，宋元以来设巡检管辖该地，观音阁即建于场左的山崖处。
今编《德江县志》载，元代思州治所龙泉坪(在今凤冈一带)有崇佛寺(大寺)、仙山寺(在五仙山)。[5]
民国《铜仁府志·地理·古迹》云：“铜仁正觉寺，在府治东门内，元时渔者得三铜人，建寺以供之。”
元代，黔北黔东地区还出现了金鼎山、中华山等佛教名山，这些佛教名山的出现，标志着佛教在其地拓展的深入和持久。
金鼎山，坐落在今遵义金鼎山镇境，距遵义市北20公里，是斜贯县境西北的大娄山脉主峰，海拔1608米，陡峻峭拨，耸入天际，历代被尊为“郡龙少祖山”。以山分九支，如九龙环拱，一名九龙山，元明以来，为佛教灵山胜境。道光《遵义府志·山川》载金鼎山名之缘起云：
九龙山，在城北四十里，又名金鼎山，削立万仞，可望大定城。云雾窈窕，常集其巅，必甚晴始彻。山分九支，中入郡，郡龙少祖山也。顶有佛寺，香火甚盛，寺下出泉，足供僧用。俗传，昔有僧苦行此上，汲水必下山，往返动二十里，一日，泉忽涌出，若神相之。泉可疗疾。此僧自制金桶，日坐其中，及寂，以桶自覆，命其徒守之九年乃开。其徒倦于守，三年即启，致不成佛，人因呼“金桶和尚”，寺为金桶寺，山为金桶山，语讹又为“金鼎山”也。山中生峨眉茶，味颇苦。有二石，大数十抱，名牛眼石，若误为野火所烧，主正安城火。明崇祯间，僧普济重建寺。国朝康熙间，僧嵩目增寺于山下，竹野继之。山有杨氏别墅在焉。(见唐廉记)下寺旧名“金瑞”，今称“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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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遵义县志·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第67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一说始建于唐大历年间（766-779年），唐时名万福寺，元朝改名大德护国寺。见傅润三编《漫谈寺院文化——游览寺庙指南》，第195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
[4] 《道真县志》，第6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 参见《德江县志》，第90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九龙山，在城北四十里，又名金鼎山，削立万仞，可望大定城。云雾窈窕，常集其巅，必甚晴始彻。山分九支，中入郡，郡龙少祖山也。顶有佛寺，香火甚盛，寺下出泉，足供僧用。俗传，昔有僧苦行此上，汲水必下山，往返动二十里，一日，泉忽涌出，若神相之。泉可疗疾。此僧自制金桶，日坐其中，及寂，以桶自覆，命其徒守之九年乃开。其徒倦于守，三年即启，致不成佛，人因呼“金桶和尚”，寺为金桶寺，山为金桶山，语讹又为“金鼎山”也。山中生峨眉茶，味颇苦。有二石，大数十抱，名牛眼石，若误为野火所烧，主正安城火。明崇祯间，僧普济重建寺。国朝康熙间，僧嵩目增寺于山下，竹野继之。山有杨氏别墅在焉。(见唐廉记)下寺旧名“金瑞”，今称“九龙”。
金鼎山寺宇历代均有增建，元时，播州杨氏土官在山上建有避暑行宫，在近山巅金桶处修了金桶寺。明崇祯时僧普济重修，“佛殿两楹，制极坚朴，足耐霜雪”。清康熙中，嵩目和尚在山下修金瑞寺(后称踏脚寺)。光绪初年，增建佛殿两廊。随后，蜀僧大方到山主持，于山顶增建玉皇殿，着意育林护山，香火愈盛。光绪十七年(1891年)，黎庶昌(1837—1898，字纯斋，别署黔男子，贵州遵义人，晚清名儒、外交家)捐万金修葺金桶寺，为悬山式建筑，盖黄色、油绿色琉璃筒瓦，金碧辉煌。并从禹门寺移玉皇像供于寺中，俗称大庙。民国初年，周西成主黔政，缅甸佛教界赠给他一尊玉雕佛像，周西成转赠金鼎山，遵义官绅和佛教徒集资在山麓兴建玉佛寺供奉。从山麓至山顶，先后依山就势沿途修建了踏脚寺、三教寺、三皇寺、报恩寺、财神庙、明心寺、万福寺、普陀寺、玉皇殿等庙宇，各有僧道管理，晨钟暮鼓，香烟缭绕。山中寺庙神像以佛教神系为主，兼奉玉皇、山神、财神、文昌等道教、儒教、巫教之神，是一综合神系。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香会，山上人如潮涌，络绎不绝，黔川滇均有远道香客到此朝拜。至今金鼎山仍为黔北佛教名山，每至观音会前后，均有数万人前往朝山进香，车流人群昼夜不断。
中华山，位于今万山特区万山镇东北10公里处的敖寨侗族乡金家场村，海拔858米，山围3公里。中华山原名和尚岩，元代建草庵供佛像。明洪武初年，在前山建正殿、玉皇阁、金顶，后山建副殿。因湘中雪峰山、岳麓山、黔中梵净山等佛教名山寺僧以此山为表，故称“中华山”。自元明以来，为黔东佛教名山。戊子(1648年)兵变，古刹灰烬。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僧人智参、次桂主持募化重修中华山正殿。同治四年(1865年)僧人法亮花费10年之功新修佛阁禅堂。光绪六年(1880年)法亮又主持重修中华山金顶。中华山寺一年三朝，一朝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诞生；二朝六月十九日观音成道；三朝九月十九日观音出家。每逢“三九”，从云南西山、四川峨眉山等处来的名僧聚于此，有数以上万的善男信女朝山，香火旺盛，灯烛通明。[1]
清同治四年仲秋，中华山住持僧朗峰法亮有《中华山碑记》，记山中佛教事：
粤自此山之由，在昔荒烟，名和尚岩，无殿。元朝卞水一人染疾，夜梦观音显灵，来山觅谢，遂痊愈。继而传扬四方，灵感无休。我寺坛那始而开建，系石宇，不可容膝。塑雕真武金銮，实乃斯寺之祖。僧亦信古传说，孰敢徒执己见？继而广建堂殿，满刻诸佛，均之灿灿金容，惟兹祖像未饰。僧爰叙及我寺坛众，新修祖龛，重换金身。人人喜从，各捐珍赀不昧。始建并及诸位功德，募聚成裘。美装四壁木石，俾使风雨可蔽。
由此可略知，其始中华山名和尚岩，其上或有观音石像，在元代即以灵验传扬四方，其继即有人开建佛道合一的石宇寺坛于山中，其中不仅供有诸佛像，还供有道教真武大帝像。故其佛教发轫当在元代无疑，其佛道合一的寺坛，则反映了贵州佛教的基本特征。
（三）黔中地区开建佛寺
元代，佛教始从黔北黔东之发达地区向黔中部地区全面推进、拓展，直至建立寺院。如：贵阳的大兴寺，安顺的圆通寺、开元寺，开阳的高峰寺、云泉寺、圆兴寺，瓮安的五云寺，福泉的月山寺等，皆为元代开建。
圆通寺，位于今安顺市南法院路西秀山脚。清道光《安顺府志》载：“元至正十一年建。明万历二十年，僧戒章等重修，后毁于兵，崇祯十年僧圆经等重修。嘉庆二年僧深恒重修。道光十五年僧悟心修理大殿，二十三年重修观音阁及各殿宇，二十六年僧会通达重建接引殿，三十年知府常恩捐银竣工。”可知寺建于1351年。圆通寺的建筑为四重，入山门，有道光安顺知府常恩所书“圆通古寺”额，背面为“黔境第一山”题额。头重为天王殿，殿内供四大天王，山门殿左为伽蓝。二重接引殿，供阿弥陀佛立身垂手接引像。三重为大雄宝殿，供法身、报身、化身三佛像，左右侧为十八罗汉，三尊大佛后背为诸天听法图。四重为观音殿，所供观音菩萨为明代所造瓷观音。从元至民国，圆通寺一直为安顺著名佛教寺院，惜寺毁于20世纪50年代末。圆通寺后建有佛塔，为元泰定三年(1326年)所建，位于西秀山顶，故又名望城塔。现为一等六边椎状体封闭楼阁式砖石塔，除塔基与塔顶外，塔身共七级，以白石镶砌而成。塔身高约10米，塔尖稍有损坏，余均保存完好。泰定三年所建时为砖塔，毁于兵燹。后经明万历二十年(l592年)、崇祯七年(l634年)、清嘉庆二年(l797年)三次重修，在原砖塔外按原形镶嵌白条石。现存砖塔系清咸丰元年(165l年)捐资重修。塔基仿须弥座，平面正六边形，边长3米，基高l.9米，楞上雕塑有负塔力士、龙凤饰物。六壁自上而下，刻有六尊佛菩萨：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西方接引阿弥陀佛、南无圆报身卢舍那佛、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真佛、幽明教主地藏王菩萨。各佛菩萨之名下方，分别雕有一尺见方佛像一尊，佛像下又各有同等大小护法像一躯。此佛塔所刻佛像之多，工艺之精美，为全省所仅有。
习安州(今安顺)开元寺建于宋末元初。道光《安顺府志·艺文》引周纪《开元寺常住碑记》云：
州城开元寺，古刹也，历元明以迄于今，盖六百余年矣。几经兵火，市井为墟，州人之迁徙流散者，不知凡几。而此寺巍然独存，岂山川灵秀特钟，久而弥耀，而创建者适与地灵相际!抑西竺先生，教流中土，而在在处处，名山胜地可为选佛场者，必据而有之欤！虽然，地灵矣，而无人发其奥区；教兴矣，而无人嗣其宗旨，安见灵者不化而为顽，兴者不渐而趋于废哉？有明之际，兹寺亦将颓而废矣，蜀僧恒默与其门人灵觉者，道根强固，性地高朗，卓锡于此。乐其地之清幽，而悲佛宇之欲隳也。相其旧址，而增阔之，宏其殿宇而丹垩之。自堂徂基，光彩焕发，丛林遂据一州之胜。于是造其门者，肃然而敬矣；登其堂者，清然而凉矣；入其室者，冷然而善矣。瞻西方圣人之貌，而欢喜心生；睹诸天罗汉之容，而菩提念起。斯处便是佛场，奚必舍卫祇园，而后可住千二百五十人哉？厥后恒翁髦年思蜀，杖履将归，而灵觉公不忍其师之老而孤住也，爰以衣钵追随，为结庵于岷江，以往住其师。复造塔为师之寿藏，凡五越寒暑而复归。所谓开元寺者，……为天竺遗教增光，使灵者不至变而为顽，兴者不至趋而为废，诚可谓是父是子，箕裘有托者也。……则此开元者，历宋而元而明，以迄我皇清，由此而亿万斯年可矣。
读此记则可略知，安顺开元寺当始建于宋未元初。历经元明而至明季，寺“颓而废”，蜀僧恒默重修，遂使之成为一大佛教丛林，为一州之胜地，至清代中期，恒默之徒灵觉又重修并增置常住田，香火盛极一时。
开阳高峰寺，亦建于宋末元初。民国《开阳县志稿·名胜古迹》引《图书集成》云：“ ‘鲁郎，宋末元初人，隐于养牛棬高峰寺，高峰寺又名阴阳山。’按养牛棬即两流泉之讹，后寺圮，移建于两流泉街，改名朝阳寺，即今双流小学也。”鲁郎于宋末元初即隐居于开阳两流泉之高峰寺，故高峰寺最迟当开建于宋末元初。
乖西云泉寺，又名灵泉寺，在今开阳境内。嘉靖《贵州通志·寺观》载：“龙泉寺在治城(今贵阳)北八十里，地名大乖西(今开阳)，元大德年辛丑安抚使苟彬建，名曰云泉寺，……成化间宣慰宋然改今名。”据此可知，龙泉寺始建于大德五年(1301年)，元时名云泉寺，至明成化年名龙泉寺。
民国《开阳县志稿·寺观》载：“圆兴寺，在底窝坝杨汪寨。据光绪丙戌重修木刻序文，元朝创修，殿宇辉煌。” 明崇祯九年，总府许公施三庙，重塑佛像。清康熙三十四年元善和尚改建增修，乾隆三十六年智洪重修，咸丰十一年(1861年)兵乱，化为灰烬。
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载：“五云寺，在瓮安县南三十里牛场，元古刹，明崇祯间重修。”
月山寺，在今福泉县城南门外月山下，因山形如月故名。寺侧有沙河形成太极水(S形)，从月山和福泉山中间流过。福泉山上建有高真观，为道教胜地。两山对峙，寺观相望而又正处于太极的鱼眼位置，故俗你“太极涨览”，为黎峨山十景之一。据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卷l0载，月山寺为明洪武年间平越指挥张信建。张信，平越卫都指挥佥事，建文时调任北平都司，成祖时封隆平侯，后受命修建武当山寺观，卒后追封郧国公。据今人雪父考证，月山寺当建于宋末元初，早在张信之前就已存在，张信只是修复或扩建而已。因为洪武间较早于张信任平越指挥副使的赵之屏有《月山寺》诗云：“石透长溪雨，人穿半壁烟。蛮村没瘴草，古寺断荒田。世事愁为病，浮生拙是贤。孤忠能自许，弹铗动高天。”诗中明白无误地将月山寺称作“古寺”，故月山寺始建年代至少在宋末元初。[2] 清咸同年间，寺毁于战火，光绪初寺僧重建。今寺仅存大佛殿及右僧舍、地基等，为福泉城南小学校址，1982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唐宋时期，黔中部地区，多系羁縻州，因崇山险阻，交通阻塞，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故佛教的输入，亦较邻近川湘的黔北黔东为迟，即或有之，亦零星散布，见于史志记载者仅有安顺之清凉洞。而进入元代，黔中部地区的佛教即有长足发展。其所以然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朝廷在此羁縻之地始设置郡县，以当地土酋为土司官，归元朝直接统治，故中央政治势力、中原文化和中原汉民随之进入此地，佛教亦始全面传入这一地区。此一现象，民国《镇宁县志·宗教》亦有明确的说明：“镇宁之有佛教，远在宋元之顷，……考自宋末以来，诸夷内附，或设郡改县，或置卫立州，州卫既立，城邑遂兴，城邑既建，寺庙以起，寺庙既立，僧侣随入。”镇宁在安顺地区，亦为黔中部地区。故民国《镇宁县志》的这一论述，适足以说明佛教在黔中部地区得以全面拓展的重要原因。
五、唐宋元时代贵州佛教的特点
纵观唐宋元时代贵州佛教的兴起和传布，可以看到其有如下特点：
第一，早在晋代，中原西蜀的佛教便开始影响黔西、黔北和黔东，至唐代，贵州佛教兴起，亦受惠于中原西蜀南诏，然其传布亦仅限于黔北和黔东两个地区，以大乘佛教为主流，以南诏佛教为支流。
晋、唐时代，佛教的发展即已遍及四川全境，黔北由于与四川接壤，且政治、经济和文化又与四川联系紧密，乃最早得四川佛教风气之先，故桐梓金锭山寺兴建早于牛腾布教、贵州唐代佛寺多集中于黔北绝非偶然；川黔僧人相互往来，深入其地，亦意中事，如贵州的海通禅师之到四川乐山建造弥勒大佛即可证之。牛腾布教牂牁，遂使中原佛教深入黔北和黔东腹地，在当地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以至“夷僚渐渍其化”，佛寺遍于思、播，故有播州土官杨端于桐梓兴建古遵殿(长寿寺)，思州(今沿河、务川、思南、印江一带)首领田克昌在沿河“泐著钟铭”[3]，桐梓、仁怀、正安、遵义、万山、岑巩、黄平等地皆建有佛寺，流行大乘佛教，此皆中原西蜀佛教影响使然。
唐代南诏兴起，其国素信佛教，有“佛国”之誉。据《新唐书·南诏传》载，南诏最兴盛时，其疆域“东距爨(包括元代所置的乌蒙、茫部、乌撒、东川诸路之地)，南属交趾(约为今越南分界相当)，西摩伽陀(略与今缅甸、印度之界相当)，西北与吐蕃接(约与今云南与西藏界相当)，南女王(约为今老挝川圹、桑怒地区)，西南骠(约与今国界相当)，北抵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约当于今黔北和黔西南地区)”。故今黔北、黔西和黔西南的部分地区皆一度划归南诏之版图。南诏佛教主要以密教为主，在晚唐时曾迅速发展，以致“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4]。“南诏时之佛化，不惟盛于中国，亦且沿及交缅、东印度国，服于蒙诏，盖南诏威服诸邦，崇信佛教，遐迩钦风”[5]。故南诏佛教不可能不影响至黔北、黔西和黔西南，其流布当应已深入贵州，然史志却罕有记载。除黔北的正安大成寺和遵义大悲阁或为南诏所兴建外，黔西和黔西南却未见史志有南诏佛教事迹的记载。惟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阿缚(僰人)喜诵佛老。”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僰人，今普安州，……其人喜佛事，男女手数佛珠，声音风俗与南诏略同。”乾隆《贵州通志》：“僰人，在普安州，……性佞佛，常持数珠，诵梵咒。”考僰人，形成于西汉时期，为唐代白蛮的先民。而“南诏是以乌蛮蒙姓为国王，白蛮大姓为辅佐” [6]的国家，南诏时期，白蛮是西南地区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民族，在南诏境内广泛分布，南诏国人皆信佛，作为南诏国的主体民族，白蛮自然崇佛无疑。元人李京《云南志略》：“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普安州，明置，即今贵州盘县特区，在唐时曾没于南诏，故其地“僰人”崇佛与南诏风俗相同，可知其地僰人崇佛当兴至唐代而非自明代始。
第二，唐宋时代中央朝廷在贵州设置的经制州多集中于黔北和黔东地区，中原汉族移民又不断涌入这些地区，为佛教渗入黔北和黔东地区提供了有力的契机；加之黔北和黔东“襟带川蜀，控扼黔楚”[7]，与川湘水陆相连，得开放之先，也为修建佛教寺庙提供了交通条件，故唐宋代佛教能流布于黔北和黔东地区，绝非偶然。
唐代前期中央王朝为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在贵州地区设有12个经制州：思州、奖州、费州、夷州、播 州、溱州、充州、牂州、琰州、矩州、庄州、应州。中唐以后，充、牂、琰、矩、庄、应6州降为羁縻州，思、奖、费、夷、播、溱仍为唐经制州，而此6州都集中于黔北和黔东，唐朝中央势力仍能直接控制其地，而贵州乌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则有50个羁縻州，为唐政治势力所不及，因之黔北和黔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较诸贵州其他地方更为集中和发达。贵州唐代佛教寺庙大多集中于黔北和黔东而未能越过乌江以南当与此有直接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宋时代地近川、湘的黔北和黔东地区，汉族移民不断增加，“中唐以后，因抗 击南诏，朝廷招募一批北方大姓入黔，定居黔北，遂有播州杨氏、罗氏(皆太原人)等八大姓，……此外，播州的宋氏、务川的冉氏、余庆的毛氏、瓮水的犹氏、仁怀的袁氏，都是唐代随军入黔的大姓”[8]。宋代以后，汉人开始遍布乌江以北，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称:“宋以后。汉族流寓频繁，时势所趋，不得不辟为疆土。”其时汉人，多为陕西、江西、四川等地之人。明嘉靖《思南府志》云：“府旧为苗夷所居，自祜恭克服之后，芟夷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这些大量的外籍移民大都来自佛教繁盛之地，大多保持有对于佛教的信仰，这就为佛教渗入黔北和黔东地区提供了有力的契机，为其地的佛教寺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信众。
唐宋时代贵州佛寺之在黔北和黔东当不止前述之20余座，只是文献缺乏详记，无由获考。清道光《思南府志·寺观》在论述黔东北寺观时亦指出了这一点：“思郡为山水奥区，地名幽胜，溪涧以萦纡取致，峰峦以峭拔呈奇，寺观多据山水佳处，郡又开辟独先，以故唐宋以来，均有建置，纪之不胜纪也。”这种情况也表明，唐宋时代贵州所流传的佛教，既没有像四川、云南那样盛行域中，覆盖全省，也没有像山西之有五台、四川之有峨眉、浙江之有普陀、安徽之有九华那样，带动全省形成一佛教圣地，与中原乃至西南诸省相较，兴建的佛寺不太多，出现的高僧也较少，至于佛教著述基本未有。因此在中国佛教史籍中，基本上没有见到有关唐宋贵州佛教情况的记载。有关唐宋贵州佛教传布情况，只是散见于历代贵州史志中，往往只言片语，难以详考。这说明，唐宋贵州佛教，在西南佛教中特别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
第三，在佛教传入之前，居住在贵州的少数民族长期固守在比较封闭狭小的生活空间里，信奉原始巫教，远离中原文化；佛教在唐宋元时期传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进入他们的生活后，则意味着贵州少数民族开始与先进的中原文化和佛教文化发生了联系，因此佛教在贵州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传播，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传播。同时，也正是由于佛教在贵州民族地区的传播，遂使贵州出现佛道儒巫混杂的现象。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即为“西南之奥区”，杂居着苗、侗、彝、布依、仡佬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在佛教传入之前，其地多属巴、楚，各少数民族信奉的多是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巫教。《汉书·地理志》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可见其地巫教盛行之风。这些原始巫教的特征，从信仰的性质和观念的抽象程度来看，大多还处于意识水平比较低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的阶段。在这些本土巫教的长期浸染下，当地民众不仅对“巫鬼”有着根深蒂固的信念，对巫术有着很强的信赖性，而且这些鬼神观念和巫术意识是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支配着他们的行为。佛教传入之后，为了在贵州生存发展，除了与儒、道合一外，还与当地原始巫教相互适应，互为消长，并吸收了这些本土巫教的某些神祇、咒术、礼仪和民族民间信仰，不断充实和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使之逐渐成为适应当地民族的世俗化宗教，由此出现了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趋向。这种现象，从晋代黔东的“喜傩神”、唐代“夷人”敬护牛腾、宋代思州土酋田氏、播州土官杨氏奉佛兴寺、元代指空弘法黔西、彭如玉传教贵阳等史实中，可见其端倪。贵州佛教之所以在明清最终形成佛道儒巫多元混杂的格局，追本溯源，实滥觞于唐宋元时代佛教初传贵州时期。因此，贵州佛教文化中包容了极为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在贵州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贵州唐宋元以来的佛教对境内原始巫教的适应和吸收，并不是表现为佛道儒巫的“诸教合一”或“水乳交融”，而只是对原始巫教的适应和让步，只是对原始巫教的某些神祇、咒术、礼仪和民间信仰的吸收。反过来，境内原始巫教亦未将佛道儒三教的思想和教义消化吸收，合而为一，甚至直至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这与藏传佛教的“佛苯融合”、云南佛教的“佛巫合一”有明显区别[9]。因此，一般来说，贵州自唐宋元直至明清以来的佛教文化中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表现为多元杂交，但又杂而不交，呈现出民族性、地域性、多元性和混杂性的特色。
佛教在唐宋元时期初传贵州，在适应贵州民族文化环境和生活处境方面，不仅表现出世俗性的特点，而且表现出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相对于贵州民族传统宗教（原始巫教、原始宗教）的强势之处。这就是佛教的普世性超越于一般地域性、民族性宗教的局限性，对不同文化和民族表现出的适应性和包容性。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使佛教这样一个外来的宗教，在贵州这个文化不发达、经济落后、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比较原始简单的环境里，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传播并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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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万山特区志》，第52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参见雪父《佛教胜地月山寺》，载《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4期。
[3] 宋人于观《宋敕赠少师思国公田祐恭墓志铭》。
[4]《白古通纪笺述·蒙氏世家谱》。
[5] 袁嘉谷《滇南释教论》，载民国石印本《卧雪堂文集》卷22。
[6]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101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7] 道光《思南府续志》。
[8] 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第140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9] 参见杨学政等《云南境内的世界三大宗教——地域宗教比较研究》，第92页、15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