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重要论文简介



                                      一、王阳明“四句教”佛教渊源探悉：兼谈“无善无恶”非境界论 



　　“四句教”与佛教的关系是王阳明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与佛教的“本来面目”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王阳明在延续佛教“作用即性”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将人的认识能力作为良知心体，从而消解了良知的至善性，因此将“无善无恶”阐释为境界的无滞性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二、知而必行 如水就下：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及其现代意义 



　　王阳明在贵阳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其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对程朱“知先行后”说的扬弃。“知行合一”以“心即理”为本体论根据，将知行视为一个功夫，到晚年阳明进一步把“知行合一”说成是“致良知”。人心中本来具备的良知就是知，使它显露出来，就是行。良知既不是一种概念知识，也不是一种外界的实然之理，而是一种先验的当然之理，它与先验主体之心是合而为一的，但它又不能停留在自我意识的状态中，不能局限于先验自我的圈子里，不能仅仅立足于先验之理的预设中，它必须把普遍的本心良知变成具体当下的道德行为，流行发用，在事事物物中显现，在客观外界对象中实现。“知行合一”的内容不仅包括知是行的指导，行是知的成就，包括了知与行统一的“知而必行”，包括了知行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包含，而且还包括了认识论意义上的“行而后知”的思想。“知行合一”说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它对于我们今天开启主体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塑造我们的理想人格；对于现代人挺立本心良知的主宰性，彰显人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当前构建生态文明社会，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阳明心学传习中儒与佛、老的分判 



　　对宋明儒者而言，捍卫儒家正统，掊击佛、老之非是其共同事业。本文大体从圣人之道，良知之教，致良知工夫三个方面辨析阳明心学传习中儒与佛、老的不同。圣人之道，大中至正而又纯粹精一，简易明白而又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与佛、老的外人伦，遗物理，无为私己的空、虚出世之学不同。良知之教，是实理实学，一切只顺其天则自然。良知之周流遍润，发用流行，无将迎意必之心，有物来顺应之妙，与佛、老之私意安排，刻意为道，尤显自然纯正，究极圆满。致良知工夫，一本圣人一贯之道，不著相，无断续，动静合一，博约合一，敬义合一，本体与工夫合一，与释氏之躯壳起念、断灭禅定、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工夫不同。





　　　　　　　　　四、鲧禹治水的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精神 



　　“鲧禹治水”一直被错误地当作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来解读，其实这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次改造自然的壮举。鲧由于治水理念的错误，直接动摇了国家的统治基础，触犯了帝王的统治意志和官民的核心价值，所以招来杀身之祸。而大禹“因水以为师”，在治水过程中，保护了农耕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宣扬了“帝功”和“帝德”，惠泽四海，稳健了“皇极”，故能传承“帝位”，华夏共同体也因此形成。就“鲧禹治水”的发端及整个过程而言，是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的民族心态和文化观念的反映。





　　　　　　　　　五、《史通》“三史”、“五经”句考论 



　　刘知幾十分推崇“三史”与“五经”。 不少学者认为《史通•摸拟篇》“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句中，“三史”含有《东观汉记》，而刘知幾对此书批评甚多，“三史”就不宜有此书。魏晋以来，有不少人精通的“三史”，很有可能是对当时史书的一种泛称。古人所说“五经”者，实际也不能完全实指“五经”。这里，“三史”与“五经”并举，可作共名理解，泛指两汉先秦的史书与儒家经典。《史通》它处，不妨也作如是观。从“多效三史”，到“喜学五经”，也反映了魏晋时期，经学对史学之影响。史书效法经传的义例，还兼拟其文，可谓是史学家反思当时玄学学风的一种表现。




　　　　　　　    六、宋儒“天理”论的建构与经典诠释的理学化特征 



　　宋儒不仅以其所建构的“天理”论为核心而形成发展起新儒学思想体系，而且更以其“天理”论为指导对儒经重作诠释，从而使儒家经学具有鲜明的理学化特征。这无疑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七、“真人不死”与“出离生死”：李卓吾生死智慧探微 



　　本文主要研讨李贽有关生死问题的智慧，认为，李贽因为思想史的背景、生活阅历，以及个人思想上的喜好，四十岁之后便以求生死之道为人生之首务。他从求“真人不死”之道到寻“出离生死”之道，其生死观可谓既儒亦道亦佛，又是非儒非道非佛的，只能定格为“李贽的生死智慧”，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新。其意义在于为现代人树立起一个观念：思考死亡问题有着重大的价值。本文又进而运用“生死观与其面对死亡将至时的生死态度不相等”的方法，探讨了李贽在“死所”问题上的观点及生死实践，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看待李贽之死问题上的几种观点进行辨折。“死所”这个概念，不仅指人死时的空间处所，也包括人死时的时间选择，更涵括赴死的原则与精神信仰在内。李贽所追求的“死所”，关键在凸显自我主体的意志，即便生死大事，亦要自我来掌控。李贽的生死观主要是“无生死”之佛说；而李贽自杀的根本原因则是求“烈烈之名”。







　　　　　　　　八、马一浮的复性书院与传统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型 


 
　　复性书院是马一浮六艺论思想的教育实践。复性书院缘起于马对现代学校教育的强烈不满；其宗旨为综贯经术、讲明义理，确立六艺之教和复性之旨；其体制则独立于现行学制之外，采用佛教丛林制度，主张政治和经济独立，不为学生规定资格出路。围绕书院的宗旨和体制，马一浮和熊十力发生了激烈论争，熊主张建“国立文哲学院”，使传统儒学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转化；马主张建“复性书院”，以传统儒学教育弥补现代学校教育之不足。而根据各自办学的经历，马一浮和梁漱溟却得出了完全一致的反思意见，二人都主张必须去除现代学校教育方式，否则儒学教育将成为知识之传授、口头之空谈，从而变得毫无意义。复性书院的创办，为传统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意见。





　　　　　　　　九、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悲剧性与喜剧性 



　　“悲剧性”与“喜剧性”是中国传统音乐中两种相对的审美风格。悲的性状可分为悲壮、悲愤、悲痛、悲凉、悲伤、悲切等等，其中悲壮、悲愤、悲痛与壮美有程度不同的相似，而悲凉、悲伤、悲切等又相对远离壮美，其审美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能鲜明地表现人的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主体情感体验特征。中国传统音乐中喜剧性的作品也十分丰富，有“寓谏于乐”的宫廷滑稽戏，也有插科打诨，取悦观众的民间戏曲，更有风趣幽默的歌曲器乐，中国老百姓乐于观看令他们快活愉悦的作品。这两种风格既对立又互补，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感受。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动态系统，喜、怒、哀、乐可以在音乐的时间过程中得到动态的反映，大型音乐作品在运动中表现人类丰富的情感变化，表现出不同审美风格的相互渗透。





　　　　　　　 十、浅析智旭的“唯心净土”说 



　　智旭对禅、教、律诸宗皆有涉猎，对唯心净土说的内涵，他分别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唯识学的万法唯识、禅宗的心净土净等，加以多方阐释。智旭的唯心净土说，具有禅教一致、性相融通的性质。





　　　　　　　十一、论印顺人间佛教的构架与理路 



　　人间佛教是当今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关于人间佛教的构架与理路，印顺提出了现实可行的具体方案：一是要依靠自力。二是要改变业力。三是要选择法门。四是要大小兼行。五是要佛化家庭。这些内容中存在着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可供大陆佛教界借鉴和吸取。





　　　　　　   十二、《文选》音切声韵训读举例 



　　古籍古注中的音切大多是纯注音的，但也有部分的音切并非是单纯为注音而注音的，这部分音切所起的作用非在注音，而在训读。本文即从《文选》唐代诸家古注中选取数条音切加以考辩，以读解与原文关联的问题，从而揭示出旧注的注音之于古文校读的价值所在。





　　　　　　 十三、试论唐人梦幻型小说 



　　本文对《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七至卷二百八十二所收录的“梦休征”型、“梦咎征”型、“梦鬼神”型及“梦游”型小说作品进行了分析，并简要论述了唐代梦幻型小说产生的原因。





　　　　　　十四、试论孙悟空形象的形成和演变 



　　本文研究《西游记》孙悟空形象，从艺术形象、作者个人再创造中的心路历程和明代思想风潮影响等三方面入手。孙悟空的形象从原形中吸收各种优缺点，在历代保护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中得到融入、消解、发展，成为一个“孙悟空”，并在《西游记》故事中开始转变，让充满自由精神的孙悟空的意识里开始萌生秩序精神的意识，使原来孤立于社会体系之外的孙悟空开始了他融入社会体系的进程。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作者吴承恩生活经历和道德传统，以及明代文化氛围，特别是王阳明心学在《西游记》中的投影中得到证明。分析说明，孙悟空在《西游记》中的艺术形象演变，不是一场悲剧，而是一段从自然猿向社会人演变的成长历程。





　　　　　十五、论侗族叙事歌中儒家文化的内涵 



　　侗族叙事歌是侗族文学中一种主要形式，在清代达到了繁盛时期。《孔子之歌》中以唱颂儒家圣人作为主题，这在汉族民间歌谣中也没有出现过。《门龙之歌》和《毛洪玉英》中侗族青年对功名的追求，以及歌师这个群体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都反映和体现了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侗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文化的双向传播与交流，同时也是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认同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六、民族地区的乡土教育与中国社会建设问题：以贵州黔东南地区为例 



　　民族地区的乡土教育与中国社会建设有重要关系。此种乡土教育有狭义广义之别。在目前，相对说来，广义的乡土教育在中国社会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





　　　　　十七、论历史时期云贵高原的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 


　　 历代中央王朝对云贵高原的开发，大致可分为过境开发、羁縻开发、间接开发、直接开发等四个时期。在前三个时期，中央王朝对云贵高原开发的规模较小，开发区域主要是在驿道沿线、坝区和城镇周围。大部分地区仍是内地移民难以深入的地区，因而云贵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良好，酿成生态灾变的情形少见。有清以降，中央政府加强了对云贵高原的统治，并实施了相对全面和深入的直接开发，按照中原地区的资源利用范式，在云贵高原展开大规模的土地垦殖和矿业开采，促进了云贵高原经济的迅速发展，提升了云贵边疆与内地的经济互补能力。但这一时期，由于开发管理的程度较差等诸多原因，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人地关系的恶化。其中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十八、清水江契约文书产生年代探析 



　　清水江契约文书是贵州省清水江流域苗、侗等少数民族用汉文书写的文书。其中绝大部分是林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买卖、租佃、分成契约，而以买卖契约数量最大。现存契约文书除下游地区有极少数明代后期及清初的文书留存外，大多数契约文书的书写年代在清中期至民国时期。笔者通过阅读文书及相关史料，认为像清水江契约文书这样完备的契约是当地少数民族因木材贸易等原因，与外来人士交往日益密切之时产生，并逐渐扩展到当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该文即根据清水江流域木材种植与贸易的发展情况，并与明清时期其他地区的民间日用类书所载契式及官版契约相比较，对清水江契约文书中买卖契约的最早出现时间做初步推测。





　　　　　十九、张扬与落寞：清代学者刘清评述 



　　有清一代，人称“黔中三奇男”之一的刘清，起身吏员，步入政坛后，以其清正廉能的政绩和耿介拔俗的性格赢得了“青天”的美誉。后在镇压白莲教的军事行动中，因战功卓著而成为政府要员。他同情民众，关注民生，注重文化公益事业。刘清晚年以文臣转授武职进行了一次身份转换，这看似普通的转变却十分奈人寻味，从中让人看到一个颇具独立人格的官员，在专制制度的官场中，坎坷的命运和内心的愤懑与落寞。





　　　　　二十、从彝文献看夜郎建都可乐 



　　夜郎，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夜郎民族以“伏羲八卦”的哲学理论贯穿一切文化领域，夜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国通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夜郎建国于西周末年，建都可乐，国名“乍葛”，汉语以谐音称“牂牁”，旗号“楚哪”，《史记》译称之为“夜郎”。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彝族先民古夷人，历史和文化即用古彝文记录下来的。汉代平定夜郎而置之为牂牁郡，同时把夜郎国领属的数十君长列国改置郡属县，郡和国,诸候列国与县邑并存。故然牂牁郡的历史也即夜郎国的发展史,但是汉文史志只记载牂牁郡县史而不记载夜郎国及其诸候列国史,古彝文也同样只记载夜郎国及其诸候列国史而不记载牂牁郡县史。因此，研究夜郎必须了解牂牁，彝汉文献互作佐证，出土文物以资印证，这样才能够体现出真正的夜郎。





　　　　　二十一、地方历史文化中的大世界王鸿儒《夜郎文化史》序 



　　夜郎文化可以两个概念范畴来加以区分：一是符号象征或泛文化意义上的夜郎，再是经历了具体的兴衰全程的夜郎国。依据前者，我们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研究泛夜郎文化区的各种生活劳作事象，尤其是跨族群的文化因子与礼俗仪式活动；立足于后者，则必须以战国迄西汉政治实体的夜郎国为研究对象，尽可能地澄清或还原一切相关性的历史事实。礼俗生活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它本身即为文化运作的一种方式，足以强化人的实践生活必不可少的历史记忆，凝聚意义与价值，巩固认同和团结，反映族群共同体特有的文化本质。至于狭义的夜郎国研究，则有必要多方取资汉文典籍与彝族文献，相互比勘，折衷一是，信信疑疑，切忌妄断。特别是在彝族文献年代学断代问题上，更有必要防止时间性或具体性的错置，避免出现移后置前，改甲就乙的错误。





　　　　　二十二、黔东南苗族婚姻制度的变迁 



　　半个世纪以来，苗族婚姻制度发生了诸多变迁。这些变迁与国家、社会的各种权力变动联系在一起，也与苗族文化自身的调适、个人主体意识的增长密切相关。苗族传统婚姻制度要素有所继承，同时也借入与融合了别的文化要素，苗族婚姻制度处于多元权力制衡的状态之中。





　　　　  二十三、寻求秩序：民族文化与基层社会控制 



　　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合作以解决个体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每一社会都必须有阻止社会秩序崩溃的措施，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人的合作、社会的秩序需要文化来维系。民族伦理价值、民族习惯法、社会规范等民间的“理”、“规矩”都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重要文化。由于具体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不同，每一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也就不同。不同的风险，需要与其生境相应的防范措施，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下，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控制模式。社会结构的转型必然要求不同的控制模式，即新的秩序，但并不是不要“理”或“规矩”，而是需要新的“理”或“规矩”。随着社会的变迁，乡土社会的“理”或者“规矩”也随之变化。因此，每一社会都有其社会秩序的控制模式，这一控制模式是由社会结构和文化所决定的，并随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二十四、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及其意义 


 
　　本文先从艺术与原始艺术的概念入手，厘清两个基本概念的分析视角与关系，通过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其中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对艺术人类学的观念和隐喻。中国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有着西学的传统思想，随着学科的发展，当代人类学家从反思与批判的视角从新审视了艺术人类学的作用与意义，争夺自己的话语地位，艺术人类学不仅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同时也是一个方法论的工具，与其他视角和方法一起从不同的进路来探讨人类学所关注的话题。





　　　　二十五、十年来孟子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节选1998年—2008年期间有关孟子研究的文章。虽然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竹简分别出土于1973年和1993年，但由于《郭店楚墓竹简》1998年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后相关的研究著作、论文才大量出现。有关孟子思想，郭店竹简虽涉及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思孟学派和五行的问题。2002年起又引发儒家伦理思想的大讨论，其中涉及到孟子的主要是对“舜窃负而逃乐而忘天下”不同理解的问题。大体上，郭店竹简可以说是“古”的问题，儒家伦理的讨论可以说是“今”的问题，期间也有中西角度，这样，古与今、中与西在这十年间把孟子思想研究推向了新的时代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