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新式军队的出现。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结构，与各阶层而言，军人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另立于社会的一端，尤其武举选才制度使之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相对隔膜，只以其军事职能才与社会相关联。而就其军事职能而言，晚清时，无论是绿营军，或是后起的勇营，在与外国坚船利炮的军事较量中日益暴露出落后和无能，更显示出军事职能的蜕化和腐化。他与正在发展中的近代社会需求日渐疏离，这是一个正在被现代社会抛弃的群体。因此，晚清时，随着八旗和绿营的衰落，一个区别于八旗和绿营的新的、融入社会生活的新生军事力量——新军正在崛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清廷下诏行“常备续备”军制。于是，在清末的军事系统中，出现了与旧式绿营军及勇营制不同的军事成份：清朝演练的新军。新军是在国家民族危机时寻求军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与旧式军队的不同之处正是它有现代性的内涵：一方面采用西方军制编制和操练陆军，改革了旧绿营编制而成的“军兴调遣，而将帅莫知营制”[1]的弊端。另一方面改募为征的征兵法，推行常备续备军，于土著中征招。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伴随着新军的兴起，一个与本地区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阶层——军人阶层也在变革的社会中形成。更重要的是，与自湘军兴起以后中国军事变化而言，新军与旧式军队更明显的差异是新军的成份，新军由于有士大夫阶层的参与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进入，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加入，军人群体因而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有了广泛的联系。自进入民国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时期内的军阀混战，军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有了急剧的发展，军人团体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联系更为紧密，军人阶层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更为剧烈，这一现象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特殊格局；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区域，贵州也自不能例外。

                                                  一 军官阶层形成的几个途径 

  　　贵州新式军事阶层的产生，一方面是建立起了一支与旧式军队不同特性的部队。1901年，贵州巡抚邓华熙以贵州防军和威远营为基础，着手演练新军。至1905年，组建为三个营，每营500人，共1500人，作为常备军。是为贵州新军之始。1906年，岑春蓂任贵州巡抚后，发现贵州新军“一切教练都于定章不合。于是就原有练军分别裁汰改编，一面酌量征募，归并训练”，得1787人，编制为一标，定名为贵州常备步兵第一标。在对原有常备军加以整顿后，又编练炮兵一队一百余人，由管带董福开率领；抚院卫队一营，共五百人，人枪俱精足，由管带彭尔馄率领。又以东西路练军及揖捕营编练为续备军。分东、南、西、北、中五路，每路四营，每营二百四十人，由各路统领率领，另有绿营号十二营，共5700人。”[2]新军这一定制直到贵州辛亥革命前夕，大至如此。新军的建立虽然仍旧是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服务的，但它必定在军事思想上和军队建设上有自己的特性，对贵州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是贵州现代化经历的第一次感受。由于新军的招募“兵员注重士著，……准授生监例……于差役豁免，于诉讼则谴排，社会荣之。尤要者，当时经济生活，一般水准低下，每兵月响银四两五钱，视自由职业之收入，亦无逊色。”[3]故当时贵州社会各界人士勇跃入新军者甚众。组建新军在贵州所形成的这种局面应视为贵州现代社会阶层兴起的要素之一。 

　　但是贵州新军无论在质还是在量诸方面，与其它各省相比较，其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因此后人对其评价并不高，认为“仓猝成军，新旧混杂，游惰充数，虽称陆军，徒袭其名而已。”[4]贵州军队作为中国社会的一支有生力量而为世人所瞩目，则是在民初中国政局变革之时才显现出来。由于这个缘故，清末贵州新军在整体上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因为就其对社会的影响而言，完全是由这支军队的军官阶层所发挥。因而，清末贵州军人阶层的兴起，应主要是指军官阶层的出现。 

　　贵州军官阶层的兴起有几个途径。一是由旧式绿营军队中长期行伍者转化而来。新军是由旧式军队改编而组成，因此，旧式军队中的许多军官也随之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军军官。不仅清末如此，就是辛亥革命后，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仍然继续在黔军中出任军职。如胡锦堂、和继圣，他们原是旧巡防军军官，在组建贵州新军时，转而成为新军军官。此后贵州光复时．他们又因为维持社会秩序颇有成绩，于是被各方人士拥他二人带原有部队来维持地方。民国时期贵州黔军组建时，又演变为黔军军官。再如黔军重要人物刘显世，原是兴义县靖边营的管带，巡抚沈瑜庆鉴于武昌起义，贵州局势不稳，电告刘显世率兵入卫贵阳，刘显世于是率两队共400人，分别由队长王文华、袁祖铭指挥人驻贵阳。当贵州和平光复后，刘氏军队经由王文华的扩充改编，编为黔军第一团，成为黔军的最早班底，而王文华、袁祖铭则成为黔军之父，其亲信党羽分别充任各级军官，造就出日后控制黔军的兴义军官集团。 

　　一是新军成立时自然形成的军官团体。贵州新军中的军官阶层的产生，主要是这一形式。这一形式也有两个途径，最早的是由外省调入贵州的军官。这一过程持续多年，虽然到1906年后，贵州武备学堂已有两期学生毕业，但新军“以浙江袁保义为标统，其营带、队官、排富，鄂籍占十之八九。贵州武备学校两期毕业生，皆不见录用。”[5]1905年调署贵州巡抚的岑春蓂，原为湖北接察使。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时，他曾办理两湖督练公所。赴贵州时，便拨“熟悉操练法兵官开目数十名，随带来黔”[[6]这些人中有湖北常备军第二镇步兵左协三旗营管带袁义保，入贵州后为新军第一标标统；守备张进禄，入贵州后为第一营管带；湖北并将学堂毕业生林泽汉，入贵州后为第二营管带。另外如队官赵德全等以下其余督队官、队官、排长等者，皆以湖北带来的兵官弁目派充。1906年贵州陆军小学堂监督赵均胜，也是由湖北调来的系张之洞所办的江南陆军学堂优等毕业生。庞鸿书接任贵州巡抚时，从湖南自带200多名军人组成抚署卫队，离任时由新任沈毓筠接收，自是“队长以下，皆湘人。”[7]于是新军中形成了一个阶层，“而鄂籍军官，私结回作，蓝金虱其间，常以小组织利益于德全……”[8]该阶层在贵州的初步形成时期。之后，则是从贵州设立的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是这类军官团体产生的第二种形式。1901年，贵州也开办了武备学堂。1905年以后改称陆军小学堂。贵州武备学堂或日后的陆军小学堂共有多少学生？可从清廷颁布的《陆军小学堂章程》规定中得出。该章程规定：“贵州……于巡抚驻地，设立陆军小学堂一所，……学堂生员均定额二百一十名”，“全堂学生均分三年收足”，“定额二百一十名者，每年限收七十名”[9]到辛亥革命爆发时，从该校中已有四期毕业生，他们毕业后大多进入军队。当作为一个阶层，军官队伍的不断壮大，就形成了外来的他们多为军官阶层的上层。这是清末贵州军官阶层形成的主要方式。而1911年3月陆军小学第三期毕业生则出校的军校生，其中有四十余人至武汉，随即考入设于武昌城外南湖的陆军第三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或进入军队领兵，或进入保定和进入稍后组建的黄埔军校，他们则只能划归民初时期的军官阶层了。 

　　军官阶层在贵州的急速扩张，是辛亥革命后。由于新军在贵州辛亥革命的发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参加革命的新军人员邀功请赏，而“陆军小学学生，则要求军政府发给各人副军校执照”，[10]贵州都督扬荩诚、副都督赵德全为之不得不抚慰，于是成立了军官团，凡士兵都升为官长，承认他们按月照官长支取薪金。“于是军官突然增加了数百名。”[11]另外，贵州辛亥革命后，为保卫革命果实，贵州大汉军政府“一举而增兵7千人。”[12]由原新军陆军的一标骤然扩充为四标，从中也产生了大批军官。民国初期有名的黔军及黔军军官阶层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总之，贵州军官团体的产生，最先出现于新军创始，最终形成是在辛亥革命后的黔军组建。从时间上看，第一种为新军在贵州出现时始有；第二种为贵阳陆军小学前四期学员；第三则是复合方式，有从军队中耀升的，也有从贵州自办的军校中出来的，也有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毕业的。

　　　　　　　　　　　二 催生贵州新军人阶层产生的社会因素 

　　在贵州，催生贵州近代军官阶层的社会因素中，起重要作用的当是教育这个因素。自清末以来，新式军队的出现使贵州社会又具有新的成分并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结合，因此使传统社会逐渐进入近代社会。1900年起，贵州先后建立了各类学堂，众多学子在此初步接受了西方科学与文化教育。由于是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军事组织，许多人不愿进入新军，新军只能开列优裕的条件吸引社会各阶层人士。于是许多底层出身的近代知识分子有的进入新军，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很快便成长为军队中的军事指挥人员。如周西成（1893－1929年）、毛光翔（1893－1968年）和王家烈（189-1947年），他们在进入军队之前，先后就读于桐梓明德学堂，接受“新学”，周西成还有一段私塾先生的经历。在宣统三年（ 1911年）贵州新军整编时他们才入军队，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新军反正，他们也因有文化知识而被提拔为中士班长。正是教育背景创造了贵州军队中的军官阶层。 

　　教育因素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新式军事教育。较前一种形式而言，军官阶层的产生更多的则是知识分子纷纷进入武备学 堂和陆军小学堂后成为军官。辛亥革命后出任贵州大汉军政府的都督扬荩诚，其早年在家乡读塾馆，成年后又以教书为业。 1899年到贵阳后，不久就考入贵州武备学堂第一期，以成绩第一而毕业。 1905年毕业后被选送日本，进日本士官学校第7期。 1910年回贵州，任贵州新军第一标教练宫、陆军小学总办等职。钟昌柞从日本归乡后即进入武备学堂；刘辛园、席正铬、阎崇阶、邓汉先、王乾、关承之（祖荫）、柳耀初、朱东亮等等，都是从学堂再转入到武备学堂中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虽然没有军校的经历也有成为新军的教官的。黄泽林就到新军中担任书记宫。大量的近代知识分子渗入新军，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如王文华、袁祖铭、何应钦和谷正伦等一代人，进入新形成的军政阶层后，由他们所组成的黔军， 在贵州的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是其他阶层都不曾做到的。因此，新形成的这一个社会阶层在贵州的社会变革中，起到了其余阶层取代不了的巨大的作用。

　　　　　　　　　　　　三 新军官阶层的特点 



　　清末贵州军官阶层的兴起，从初期游离于新旧政治时局变革之间到逐渐涉入贵州政治，以至到后来支配贵州政治的发展方向，这一切都有与军官阶层形成的历史时期所赋予的特征相关。这些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在贵州传播新学和革命思想的阵地之一。由于贵州最初的军官阶层，原来大都是从湖北和湖南来贵州的，这些人由于在湖北和湖南受到维新思潮的影响，他们在贵州的所作所为势必将新思想新知识撒播于贵州。如陆军小学监督赵南山，就“颇能以新学诱掖后进，学生受其熏陶，亦多具爱国热情。”[13]虽然他们在起初对贵州政治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但他们观念上与固步自封的旧式军官有了显著的区别，其中的许多人与革命进步思想一拍即合，一些人成为贵州自治党成员，如陆小教官廖谦（子鸣），陆小助教江德润（务滋）均是自治党党员；而且还成为革命思想在新军中的转播者。廖谦和江德润（各滋）就负责运动联络陆小的工作，陆军小学还组织成立了激进革命社团《历史研究会》；自治党的谭景周也与湘籍关系或亲直关系，在抚院卫队中灌输革命思想；新军中许多革命分子积极配合与黄泽霖、周凤文、王炳奎、张泽锦等运动新军。军官团体的部分革命化是清未贵州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鲜明的特征。

　　但是，贵州军官阶层的革命性是相对的，尤其是高层人物中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政治上的非新非旧的色彩。如黔军的直接班底原是兴义地方武装，源出兴义下五屯刘氏家族。以至“刘宫德兄弟最盛时，所部至五千多人。[14]刘氏家族不光建立了一支地方武装，而且还在新政时期趋赶时髦，有开地方风气之举，如刘官礼聘请贵阳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雷廷珍、蔡岳、姚华到兴义传授新知识，“并酌予津贴，与其二子显世、显治游，……饰新政，如学校、地方自治等，皆首先仿办。”[15]但他们身上顽固的封建积习使他们在现代社会进程中迈不开与封建政治决裂的步子，而难以从旧思想中彻底解放出来，以至于当先进分子在贵阳发动辛亥革命义举之时，刘显世竟然率队前往贵阳弹压，只是由于王文华的努力，才将他推上了贵州革命后的政治舞台，最后还是扮演了剿杀大汉军政府的反动角色。另外，即使新近涌现的青年军官，其中也不乏思想不成熟者。如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后曾到日本留学，1910年回省后任贵州陆军小学堂军事教官的阮俊斋，只是因为梁启超的妻子是其姑母，他在日本时梁启超又曾送其一本《欧洲十一国游记》，从而接近新思想。但“到陆军小学任事以后，地位和薪水日渐增高，只喜欢玩耍享乐，打牌、吃酒、唱坐戏；对学堂的事，只是敷衍，对国内大事漠不关心。一心只想做封建官僚。”[16] 

　　第二，军官阶层与政治家阶层密切结合。由于军官阶层在贵州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因为民初全国及贵州政局的混乱，军官阶层由于拥兵自重，于是地方政局的稳定、地方的政治建设多依靠军事力量的支持，由是军官阶层在民初地方政治发展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在贵州，自滇军祸黔以后，地方政治就完全仰军人鼻息而生存。于是出现了贵州军阀治省的政治格局。政治发展仅凭军事知识是难以胜任的，相对于近代贵州政治家而言，贵州新式军官阶层出现的时间不长，政治阅历相对较少，势必在政治上依赖于政治家的帮助。贵州军官阶层由于受教育的不同，决定其文化水平的差异。从受教育的方式上看，即使是军事教育，也是有差距的，至民初时，军官阶层所受教育可分为以下几类，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只有少数人留学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第一类多是贵州武备学堂或陆军小学毕业，第二类大多也是由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陆军三中者。再从普通教育方面看，虽有从现代学校转入新军者，但也有两种情况，有较高学历者，也有小学程度者。前者如后来成为黔军之父的王文华，就毕业于相当于大学的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后者如经营贵州独立王国的军阀周西成，1910年征兵入伍时高小犹未毕业，后来只在讲武学校有过短期训练。由于军官阶层尤其是高级领导阶层在知识上的缺陷，驱使他们在政治上与知识分子或政治家阶层结合。于是，他们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人才密切联系，成为清末，尤其是民初军官阶层的显著特征。如贵州辛亥革命后初期曾统治贵州的军人刘显世和戴戡，政治上就完全依靠知识子出身的政治人才，如“熊范舆在显世左右，号智？，政治策略，皆由其决定。戴戡虽作政治活动，而无社会基础，惟依王文华、熊范舆为亲友”。[17]再如早期黔军中地位仅次于王文华的重要将领袁祖铭，就时常处于因知识的缺陷难以领会现代文化而拒绝新思想的顽固状态和于政治的需要而极力掩饰自己文化水平底下的尴尬局面：“虽为大帅，素不喜近新闻杂志，他怕人家批评他不学无术，就拼命读《四书》中的《大学》，并且自加注解”。[18]因而他在文治方面就不得不依靠政治人才的帮助。在袁祖铭身边就前后聚集起了贵州民初政治上的头面人物，如有原自治系的周素国、平刚、李小谷、唐灵枢等，又有原宪政预备会的任志清、陈幼苏、何季刚等，以及与宪政预备会比较接近的张彭年等，“他们均曾入其幕中，各有赞划，或代其奔走各方。”[19]如袁祖铭在“定黔军”组织初期，张彭年就为其赞助甚多；至于其在黔及后来响应孙中山北伐在湖南征战活动时期，政治上起作用的有陈幼苏等，如陈幼苏就曾教袁祖铭在政治上也要以赌博的要领“冷”、“忍”、“狠”三字为治理方略；但“袁终属军人本色，不能够尽其‘妙用’”。再如黔军中的第二代领袖周西成，最初在黔军中经营自己势力时，大多依靠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人才为其谋断，如最先为其服务的熊逸滨是1898年秀才，后从贵州省立政法学堂毕业。在周西成统治贵州期间，政治上的左右手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所谓“三杨开泰”，就是知识出身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才。 
 
　　第三：血缘和亲谊成为自身组织和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姻亲关系是近代贵州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持征，尤其是在军队方面更为突出，它结成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它即是维系军队将领与将领间关系的要素，也担负了军队将领与政治阶层间关系的纽带。从兴义系组织自身来看，第一代领军人物刘显世就是以血缘和亲谊关系而织成了一个影响贵州军政的谱系：兴义系的第二代军政要员如王文华、王伯群本身是兄弟，又都是刘显世的外甥，何应钦因为娶王文华妹为妻而加入到这一集团内，由此构成了兴义军政力量的中枢。不久，为筹将势力扩展到贵州政治的心脏地贵阳，刘显世又与在贵州新政治时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实力人物如唐尔镛建立亲家关系。最后造成了贵州辛亥革命后出现家族掌权的现象：“一二贵族，把持益坚。唐、刘、华（延厘）、熊，以婚姻之故，互相提，久握地方牛耳。”[20] 

　　王文华死后，统帅黔军的首领袁祖铭，在军队建设和指挥方面，也是借助血缘和亲谊关系控制军队。早期与他极为亲密的王天培和彭汉章，后来也都升至军长，成为了他治军的左右膀。为加强自己的绝对控制，袁祖铭又提拔他最为亲信的表弟何厚光，从湖北购进枪械六千余支，交由何厚光另外新组建陆军成一军，从此形成三军鼎足，不仅维护了袁祖铭势力，并一天比一天雄厚，终能战胜强敌，最后成为取代刘显世而为贵州最高统治的力量。贵州军阀的另一谱系桐梓系也莫不如此；周西成就是依靠编织一张血亲网而蒂缔造了桐梓军阀的谱系。早期他为了巩固与袁祖铭的关系，将自己的女儿国莲许配给袁祖铭的儿子，得以进入袁祖铭的核心圈子，最后取代彭汉章而统治贵州；在经营桐梓系军阀体系中，周西成政治上的心腹熊逸滨即是他的姑爷，周西成还亲自拟定了自己和桐梓系军阀的接班人秩序：“兹预为指定：应按群、绍、佩、用大序，执行领袖任务。”这里所指的“群”，即是毛光翔；“绍”指的是王家烈；“佩”则是江国蕃；“用”为犹国材，[21]这些人中，毛光翔本是周西成之表弟，后又娶周西成胞妹为妻，追随十余年，不离左右。而在其军队中，师、旅等高级军官也多有亲谊，如侯之担是周西成堂舅兄，与毛也有烟亲关系；周西成在任川南边防军时，其两个旅长全皆是其亲族。当王家烈以25军的势力执掌黔政时，任命姨表弟何知重为25军第一师师长，兼湘黔边区司令；王家烈在铜仁娶万淑芬为妻，从此其军政人员中万氏家族崛起，黔军自此进入到所谓“二同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