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日下午3-6点，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妮娜教授、衣保中教授、高福顺教授、孙久龙编辑与贵州学界诸学人齐集中国文化书院，共同探讨中国历史边疆问题。参加此次会议的贵州学者有张新民教授、杨庭硕研究员、翁家烈研究员、周光琴副教授、徐则平教授、唐书明博士等。

　　会议伊始，张新民教授对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发展、贵州学界有关中国历史边疆问题的研究概况做了介绍，并对吉林大学中国边疆问题专家来到贵州大学座谈表示热烈欢迎。吉林大学程妮娜教授介绍了此次贵州之行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吉林大学于2011年获得了国家教育部“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内容涉及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思想、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边疆地区人口的迁移、边事以及边疆经济开发等。为了深入这一课题的研究，程教授希望通过与贵州学界学术交流，加深了解，促进合作。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先生认为：首先，中国历代边疆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无论南方、北方，凡涉边疆战略大事，其治理的好坏与否，都会对王朝国家的稳定产生重大的影响，必然引发相应的治边政策的调整。贵州虽辟处西南一隅，然从国家边疆体系的建构活动如实进行观察，仍为整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环，无论任何—个方面的发展变化，都与全国政局兴盛起伏息息相通，形成连环互动的整体格局。而中央政权经营西南地区，无论政策举措有何松紧缓急，也同样必须从全国大局出发，兼顾西北、东北、西南、华南等地区，进行必要的军事政治的联结沟通与区分切割，乃至无论有形或无形，动乱或和平，都必须确保国家力量的及时到场。因此，所谓边疆治理问题和边疆战略体系建枸活动，其实也必须着眼于各大地理板块声势相倚盛衰连环的关系，依据各大政治文化区域利害互伏互系的整体格局，才能作出恰当适直的战略决策判断。这当然也是边疆研究不可不注意的观察视野，分析任何表面只是局部地区的边疆治理或经营开发问题，都有必要从全国宏观大格局来加以适当的定位；反之，了解全国性的宏观边疆关系的连环性大格局，也有助于加深局部边疆处理问题具体实情的分析。

　　其次，张先生结合历史上贵州与西南边疆的关系，深入分析了“黔治则滇治，黔乱则滇乱”的历史根源，强调了贵州在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活动中，其战略地位的重要。

　　最后，张先生进而指出，中国古代，就贵州的历史文献资料而言，从《华阳国志》到（万历）《贵州通》，从(万历)《贵州通志》到(乾隆)《滇黔志略》，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方志学知识系谱，都对中国西南边疆问题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需要不断扩大历史文献的搜考和认知范围，从而更好地把握大—统国家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智慧，了解边疆体系历史性建构或形过程中一切值得总结的得失成败教训。张教授的讲话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直认同。

　　接着，翁家烈研究员谈了对 “边疆”一词的理解。他认为，时代不同，对边疆的定义也应不同。翁研究员认为，先秦时期，边疆是以不同民族来划分的，即“内诸夏，外夷狄”。秦汉至民国前，由于中国形成了统一的中央王朝，中央王朝将边疆定义为该王朝所辖境民族的边界，将辖地与民族相结合。民国至建国后，“边疆”演变成了国境线以内的区域。由于我国国境线长，国境线周围地区民族众多，因此对边疆地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杨庭硕研究员指出，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须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边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历史上，边疆与中央王朝存在着主从关系，治理边疆的主导思想来自中央，随着朝代的更迭，中央王朝治国的指导思想不同，对边疆的治策也存在着不同。二、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地理环境等方面也存在区别，因此中央王朝在制定边疆政策时也有差异。自古以来，中央王朝对北方民族主要重在“防”，而对于南方民族更多的是进行文化思想传播。三、历史上不同王朝的边疆治策还要受到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如历史上，南方各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总是游离于臣属与非臣属之间，扮演的角色是时而成为军事防御的前沿阵地，时而又是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四、随着中央王朝自身文化的演进，经营边疆策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杨研究员以中央王朝进入西南地区的驿道为例。认为在十世纪前，中央王朝主要是自北向南经山路进入西南地区。这是因为自先秦到唐朝，中原地区主要实行的是旱地农耕，而山脊地区更适于这种农业的发展，同时也适于中央王朝的军队大规模的深入西南地区。十世纪后，进入西南地区的通道更多的是自东向西经水路行进。宋代伊始，水稻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水路的开通，有利于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经营。杨教授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专家的阵阵掌声。

　　徐则平教授认为边疆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安全问题。长期以来，中央政府都强调以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党的十七大后，党中央提出我国要加强软实力建设，即通过文化、精神、民族国家认同感等方面来对边疆地区进行治理。徐教授进而认为软实力与硬实力是维系边疆安全的二道重要屏障，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各地区人民的民族认同感，一方面承认各民族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另一方面又要强调他们的同一性，并将民族认同提升到国家认同的高度，这将更有利于维护国家边疆的长治久安。

　　周光琴副教授对徐教授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是形成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关键，以国家认同将边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群体调和为一个整体，才能存大同弥合分歧、整合民心凝聚力量。因此，处理好边疆文化多样与形成国家认同的关系，是研究边疆问题的一个关键点。

　　马国君博士对贵州学界近百年来有关中国历史边疆问题的研究情况做了简要回顾。他说，就贵州言，民国时期的任可澄、周素元、张振佩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历史边疆问题就有过精深研究。建国后，贵州学界涉及中国历史边疆问题研究的学人有项英杰、冯祖贻、杨庭硕、史继忠、翁家烈、张新民、蓝琪等学人。与此同时，马博士还对以上学人的学术思想、论著也做了简单介绍，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兴趣。

　　张明老师认为，历史上，贵州也是边疆，在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过程中，贵州经历了从“新疆”到“旧疆”，最后到中国的腹地的这样一个历时过程。进而认为这一过程，是与儒家文化的传播直接关联，故将贵州作为中国历史边疆问题来加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吉林大学程妮娜教授对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主办这次会议，对参会的贵州学人表示感谢。她认为通过此次会议交流，加深了吉林与贵州二省学界之间的了解，为以后的学术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议在融洽的学术气氛中圆满结束。

　　　　　　　　　　　　　　　　　　　　　　　　　　　　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 黄艳 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