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洪名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这里举行我们学校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会议正式开始前请文化书院的张新民院长介绍一下我们到会的各位专家。

　　张新民：非常高兴，各位老师和朋友来参加这次会议，在会议正式开始前我介绍一下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首先，有我们贵州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封孝伦教授，有贵州省社科院原院长冯祖贻先生。冯先生和下面的几位先生都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亦师亦友，都是难得的知名学者，他们分别是史继忠老师、翁家烈老师。此外，还有多年的好友吉首大学的资深教授杨庭硕先生，凯里学院副院长徐晓光教授，贵州省社科规划办的蔡中孚主任，贵州民族大学的王天海教授，石开忠教授，以及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所长、党委书记李平凡先生，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处的洪名勇处长，李波副处长，杨仁厚副处长。与会者还有课题团队成员刘锋博士、曹端波博士等等，可说是大家济济一堂。非常高兴大家参加这次会议，参与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和清水江学学科的建设。谢谢大家！

　　洪名勇：先请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封孝伦教授致辞。

　　封孝伦：尊敬的出席这次重大课题开题报告会的各位专家，今天我们在这举办开题这样的一个隆重的、正式的大会，我要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以张新民院长为首的学术团队成功申报国家重大课题表示致敬，并代表学校表示祝贺。同时也为我们贵州史学界、文化界、民族学界的各位名家、名宿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要代表学校特别感谢我们的省社科规划办，特别是我们的省社科规划办蔡中孚主任，在我们课题的申报中给予的大力支持。清水江文书是我们贵州历史上、文化上、社会发展上一个需要进一步开发的宝藏。张新民教授组织的这个团队多年来除了做好其他方面的学术研究外，对这方面是十分关注并做了大量的学术准备工作的，对这一宝藏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次申报国家课题的成功，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力受到了国家规划办的肯定。我校张新民教授无论人品或学品，多年来都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他在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引人瞩目的。课题也是贵州大学首先论证，然后才上报中央，才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指南的。

　　今天开题得到了我们省内众多名宿的支持，我相信在张新民教授的带领下，一定可以把这个课题高质量地完成。贵州大学对这一项目的支持是全力的，不仅从经费上提供支持，人力、时间以及其他方面的硬件软件也要大力支持。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对这个课题给予支持。预祝张新民带领的这个团队在课题的完成过程中顺利。当然其中肯定会有困难，肯定会很艰苦，但我相信张新民教授所带领的这个团队一定会如期完成历史使命。

　　主持人：取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不容易的。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等史学界、文书学界、经济学界相关的专家发来了贺信或书面发言，下面请宣读。

　　工作人员邹魏地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博士生导师陈祖武先生贺信：祝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获得国家重大课题，希望能在文书学界中脱颖而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徽州文书研究著名学者栾成显先生发来书面评语说：首先，对此次开题表示祝贺。其次，我认为清水江文书有三大特点：一、数量规模巨大，可谓仅次于徽州文书的又一文书系统，为当今学术提供了难得的新资料，弥足珍贵；二、发现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系少数民族文书，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三、具有可靠的归户性特征，极有利于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创新。所以，随着这些文书的陆续发表，清水江文书研究的热潮乃至国际性的清水江学是可以期待的。贵州大学拟推出的《清水江天柱文书集成》，是清水江文书系统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部分，其中多有精品。张新民教授领导的贵州大学的整理团队，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文书复印清晰、录文准确、考释精当。因此，本集成可以作为清水江文书整理的一个典范。最后，预祝论证会圆满成功。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朱荫贵教授发来书面评语说：贵州清水江文书是在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十来个县新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是以汉文字记载的苗族、侗族社会生活的各种民间私藏文书，是继徽州文书后又一次在中国发现的珍贵民间史料文书，即：量大，现在已发现二十多万件，且还在不断发现和增加中；时间长，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五百余年；区域广，初步涉及清水江流域十几个以上县区；价值高，少有的长时段、原汁原味记载内地少数民族地区各种社会生活的史料；内容丰富，涉及土地林地买卖、分田、交易合同、分家、婚姻、程序、账簿、诉讼、村规民约等多方面内容，为最大特色。是深入了解西南地区和乡土中国的珍贵第一手资料。大量清水江文书的发现，给史学工作者和其他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基础研究史料。毫无疑问，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成果汇聚起来，必将更加全面、系统、完整地反映明清以及民国以来中国民众生活、劳作、交往、贸易等经济文化生活的全息图景。从更大的视野看，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和整理研究，将为今后更长期的历史研究和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某些领域和课题上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大大增强站在世界学术研究前沿的可能性。复旦大学成立了贵州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课题组，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清水江文书课题组联合，共同从事这一具有重大价值的课题研究。我们认为，我们能够从事这一研究是我们的荣幸，能够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课题组合作，是我们的幸运。我们相信，我们的合作是强强联手，能够优势互补，我们期待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课题组的同仁们在今后整理研究清水江文书的合作中，加强了解，加深友谊，共同努力，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优秀而有影响的成果一定会在我们的合作努力下不断得以涌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明清史研究专家阿风先生的书面评语说：得悉“清水江文书抢救、整理与研究”课题申请成功，我作为课题组的成员之一，感到非常高兴。以张新民先生为首的研究团队，为了课题的申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此谨向您和诸位同仁表示深深的谢意。由于最近事务较多，无法前去贵阳参加学术研讨会，非常抱歉。作为子课题的负责人之一，我想从个人的角度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以下三点意见，仅供张教授及诸位先生参考：第一，充分发挥课题组成员的优势，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第二，充分了解目前的研究现状，确立我们研究团队的学术优势；第三，通过课题研究带动人才培养。我有幸能够成为其中一员，愿意竭尽所能，配合张教授及诸位先生一起推动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同时，我也很希望通过这一课题研究，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交流，以共同推进学术发展。最后，预祝开题研讨会圆满成功。

　　中国历史文献学会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国林教授贺信：凝聚队伍，团结学界，多出精品，多出成果！

　　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及来贺信：清水江文书发现、整理和出版，是近年来震惊学术界之大事，令人欣慰！先生于抢救整理清水江文书功莫大焉，此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标，十分不易，可喜可贺。贵州文书近年来发现数量之多、地区之广、类型之丰，远超其他地域，天柱明代文书、吉昌屯堡文书，都将会在未来的明清史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它同时也使多年来不为人知的厚重的贵州历史文化得以浮出水面。

　　洪名勇：下面我们请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张新民教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研究、设计情况。

　　张新民：首先是感谢，感谢这么多老先生和朋友、社会各界的专家来我们中国文化书院指导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课题多提宝贵的意见。因为这个课题，我们认为在整理研究方面实际上是刚起步，有待开拓的空间还很大。所以，非常希望大家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意见，

　　第一，关于课题的背景和我们将来的课题设计内容及今后的努力方向，我想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所谓清水江研究课题，实际上贵州大学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是以吕左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人，他们主要在贵州经济系和人口研究中心，分别在90年代和95年代就拿到了两个国家课题，一个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个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课题名称为“清水江人口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他们把两个课题简称为“清水江研究”。这个课题研究主要研究什么呢？主要研究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四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他们做了大量的前沿性的调研工作。课题圆满结题，出版了一批成果。其它的相关研究还正在继续整理，准备编印成册，陆陆续汇总出版。

　　进入21世纪以后，同社会各界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清水江文书，希望能够大规模抢救，能够系统征集、完整整理和全面公布，以满足全国乃至海外学者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多年来呼吁抢救、整理、公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抢救是根本，整理是关键，公布是核心，研究是归宿。试想文书如果不抢救，任意听凭文书损毁散落，就谈不上讲整理。而整理又是其中的关键，因为不整理就谈不上系统的公布。必须系统化地公布，以满足学界对原始资料进行研究的需要，可见公布又是其中的核心，不公布就谈不上研究。而研究又是整个系统工程的最终归宿，只有通过公布和研究才能把私藏资源转化为公共资源，才能最大化地满足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需要。所以，通过我们和社会多方面的呼吁，仅从中央和各个渠道拨款的抢救经费，我们初步调查就达到1800万，其中包括中央发改委直接拨款的600万元，用于在锦屏修建清水江文书博物馆，主要用于文书的收藏、保管和展示。其建筑规格甚至已经超过了黔东南自治州的博物馆，寄托了清水江苗侗人民珍藏保存清水江文书的美好愿望。我们感谢长期珍藏文书的苗侗乡民，愿意为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吁。面对他们心中总会感到惭愧，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清水江文化的主人。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学界朋友的支持，共同组成了课题组，形成了全面的学术阵容。我们的队伍以贵州大学为主体，涵盖了校内众多学院和研究机构，同时又凝聚了贵州社科院、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学院等单位的科研人才，同海外学者也有正常的研究合作关系。

　　特别要提到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有一大批中青年科研骨干，他们获得了数量颇多的国家课题，如刘锋博士的课题是关于黔东南苗族的；曹端波博士的课题是关于黔东南社会控制系统的；林芊教授获得了教育部有关清水江的重要课题；人文学院的罗正副博士和王代莉博士获得了“清水江五百年文明史研究”的国家课题；吴述松博士也获得了了“清水江经济社会变迁”的国家课题。在蔡中孚主任的支持下，我们文化书院也拿到了一个省级清水江研究重大课题。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们获得了国家清史编簒委员会的课题。课题论证过程非常严谨认真，国家清史编簒委员会专门派出五位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专家陈桦教授、黄爱平教授、孙燕京教授、宝音朝克图博士——亲自到贵州大学进行调研。调研结束后又亲自到黔东南的天柱、锦屏等县考察，深入苗侗村寨实地了解文书收藏情况，返回北京以后给戴逸先生汇报，通过多层学术委员会论证审批，最后把课题交给我们。我们现在第一期课题已在上报材料结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大家的支持下，我们和兄弟院校凯里学院一同拿到了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想课题的获得是来之不易的！这是众多的先生朋友和众多的兄弟单位支持的结果。

　　课题的成功申报也是与省外研究机构的支持分不开的。今年(2011年)我们专门请到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一批专家学者，包括栾成显先生、阿风先生，也包括在座的吉首大学的杨庭硕先生远道而来，帮助进行文书编纂统稿。从早至晚，花费了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做了大量的润色工作。这些专家学者对我们的文书考释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们与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中心也保持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关系，安徽大学的朱万曙先生曾专门到书院进行访问。我们在当时达成协议，要定期召开文书学的讨论会。也可以在我们这里召开，也可以在他们那里召开。复旦大学曾派朱荫贵先生到书院来考察，我们也应邀到复旦大学访问，双方就清水江学术研究达成了合作协议——他们是以团队的形式参与我们的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而朱荫贵教授及他们的团队已经把课题经过层层申报，列入复旦大学的985工程项目。除徽学专家外,兰州大学的敦煌学专家中，也有学者参与了我们的团队,形成了东西南北合作的局面。所以在众多的条件和因素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申报目标，我们非常感谢。

　　第二，关于文书整理的一些情况，我也简单来汇报一下。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文书的抢救、整理和研究。我们认为研究必须以整理文献为前提，假如没有文献的整理就谈不上研究。所以连续好几年，我们牺牲自己的研究工作，减少自己成果的发表，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文书整理，为后人的学术成果作架桥铺路的工作。我们只是过渡的—代，心甘情愿地做愚笨的资料工作，将发表成果的机会让给更年青的一代，希望他们成为未来的“清水江学”研究专家。

　　清水江文书整理工作十分繁重，我们分成几个步骤来展开：一是我们必须有图版，图版保持原貌，进行精心编目排比。类似的工作，中山大学也做了，做得非常好，影响也很大，但是他们没有录文工作。录文是我们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在图版上的基础上再做录文，目的仍然是为了方便学者的使用。第三就是考释工作，这是录文基础上进行考释。按照徽学专家栾成显先生的看法，录文特别是考释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工作了。当然，考释工作也碰到许多困难，主要是特殊称谓、专有名词、俚语俗语、专有量词的释读方面，由汉字记录的侗语、侗音、苗语、苗音，其中也有侗语、苗语的混用情况，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解读。为了克服上述困难，今年（2011）四月我们专门到清水江流域，深入到当地坌处、远口、高酿、抱塘等乡镇村寨，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同时又跟当地苗学会、侗学会专家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调研座谈，认真听取了相关的乡土知识方面的意见，收获很大，解决问题很多。从调研返回途中，我们又在凯里银盘山与徐晓光教授为首的凯里学院课题组专家进行了专门座谈。他们发表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我们感到收获很大。我们前往当地开展田野调查的具体次数已难以记忆，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收获和体会。

　　通过田野作业获取的调研成果，已经反映在我们的文书考释中了，北京的相关专家在看过之后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仅仅出版图版，我们的成果早就出来了。现在除了图版以外，我们全部文书的录文工作已经做完，考释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明年上半年，第一批成果2000件文书大体定稿。我们计划要做16000件文书整理出版的，但国家给我们的经费只有这么多，不少省内外的同行专家都认为太少了，站在国家层面来讲，抢救、整理、编纂和出版如此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解当然地应有更大的经费投入。所以，我们已决定放弃原有的计划，以6000件文书的整理出版量为目标，以6000件文书的整理工作量来结题。以后更的整理出版工作，希望其他省内兄弟院校来主动承担，其他的年青学者来立动完成，我作为过渡人物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所以，我们争取在明年底把6000件文件的整理工作做完，任务完成之后我就当潜心自己的学术工作了。

　　出版经费的问题我们也在多方筹集，碰到的困难的确不少。我想，以一流的文献整理成果贡献社会，回馈清水江两岸的乡亲父老，首要的一条就是系统化，系统化才能全面反映出文书固有的学术研究价值；其次则为必须注意它的完整性，任何人为的割裂或分散保管都有可能减损文书的史料价值。最后就是必须注意保护它的归户性，不能让文书成为无来源根据的空中飘荡物，那会极大地破坏文书的研究利用价值。

　　允许我再多占用大家一点时间，特别强调一下归户性的重要，因为它关系文书价值评估的高低甚大。徽州文书就是因为流失分散，甚至后来完全市场化运作，成为脱离原有来源地的无身分的漂流物，导致了归户性的丧失，造成了更为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学术损失。为什么归户性如此重要呢？因为归户性就相当于考古学的地层发掘依据，考古文物出土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失出土地点来源信息，更不能缺少地层叠压所造成的年代学判断依据。这是大家都通晓的常识。譬如我手中有一个文物，但却不知道它的出土来源地，更不了解它的地层年代学依据，无论文化信息的链条还是学术研究的参照旁证都完全受到人为的轧断或搁置，试想文物的研究利用价值是否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呢？难道成批成批的文书丢失了归户性，抹去了内涵在其中的大量学术信息，不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会造成巨大的学术灾难吗？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在文书的整理过程中，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力图弥补徽州文书丧失归户性的缺憾，无论文书的来源地或文书的持有人，我们都严谨认真地逐条著录。而文书征集者和归类入档后的卷宗编号，我们也要采取必要的方式加以说明。这也是对世代珍藏文书的父老乡亲和档案工作者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面对他们总会油然升起一种感激之情。我们拿到如实公布的每一份契约文书，不仅在时间上可以准确定位，而且在空间上也能够可靠定位，我们决不打乱原有的家族排列秩序，总是想提供更多的乡村生活的真实信息，还原民间交往方式的真实图景，提供从基层社会观察王朝帝国的窗口，了解乡民生存状况与国家权力的政治结构关系。缺少了归户性的交待或说明，当然就难以判断家族血缘组织秩序或宗法分布结构秩序，避免空间错位或时间淆乱可能导致的认知偏差，自然会节约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方便他们发表有更多扎实史料为依据的学术成果。可见归户性所包含的年代和空间定位问题，仍然是帮助我们把握和获取文书一切可能具有的文化信息。

　　正是通过数量颇丰的契约文书，特别是凭借系统性、完整性、归户性等文书特有的诸多信息要素，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研究社会变迁、文化调适、经济隆替、财富转移、地权运动、婚姻结构、族群组合、人口流动等一条列的重大学术问题。必须指出的是，社会结构是极为复杂，可以观察它的内部运作秩序，也不妨考察它的外部耦合秩序，既要看到上与下的纵向结构关系，也要分析左与右的横向流动方式。一定的时空间关系和社会变迁过程结合，不能不有长时段、大跨度的宏阔观照眼光，也需要定时、定点的局部微观的分析，前提都是必须审慎、客观、可靠、准确地积累或甄采史料。

　　我们近年来也和敦煌文书研究中心有所联系，希望凭借他们的成功经验将文书整理工作做得更好。敦煌文书尽管整理了近百年，研究成果也积累了近百年，但在文书解读训释方面,依然有许多问题没有把握。随便举个例子，譬如文书图版的长宽尺寸要不要说明或记录，整理研究敦煌文书的学者坚持一定要交待或说明。我们现在做不做类似的工作，不做当然会丢失很多文化信息，要做我们缺乏专门的设备。敦煌文书的研究者有日本进口的专门仪器，文书一放上去，尺寸马上就出来，相片马上也出来。我们经费匮乏，无力购置同样的设备。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有待解决的困难实在太多。人家做了几十、上百年，都不能保证不出错，我们是后来者，缺乏前期经验，团队群体实际仍很稚嫩，当然感到压力很大。怎么高质量的完成课题，如何整理公布就是—大考量。契约文书的整理和一般古藉文献的整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碰到的问题不尽相当，解决的方法也不完全一致，需要发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共同克服碰到的挑战和困难。

　　第三是有关研究方面的一些设想。我们原先论证设计并上报国家社科规划办的课题，主要有三个关键词：抢救、整理、研究。正式公布时，去掉了抢救，所以我们原来的设计方案共有八个子课题，都以抢救为中心而兼及整理和研究。现在的重点既然不在抢救，而在整理与研究，我们原有的设计方案当然就有必要重新调整。现在提交大家审阅的十二个研究专题，就是我们重新调整的一个提示性的大纲。严格说还不成熟完善，尚需大家反复讨论修改，不仅敷畅为新论，而且发扬为宏文。研究工作涉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需要不同专业的学者共同努力，多学科交叉互渗互透，一旦深入文书背后深广复杂的社会文化天地，就会感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息性的民众生活图景。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急待垦殖的荒地太广，不仅文书学本身的研究极为重要，而且新领域的开拓也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提出在苗疆重新发现历史的命题。别的姑且不论，至少我知道，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传统帝国赖以生存的民间社会如何运作的大秘密。

　　当然，文书学(包括史料的爬疏)本身的研究，仍然是其他研究的一个初步起点。譬如，清水江文书与徽州文书的比较研究，以及它与福建文书的比较研究等等，都有必要做出专门性的探讨，有必要展开深入广泛的讨论。因为清水江文书的史料价值定位，它在文书学系统中的总体意义评估，都应该放到全国范围内进行观察，才能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判断。其中一些特殊珍贵史料，如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在天柱文书中的鱼鳞图册，文书学家栾成显先生看了都吃惊。这就足以说明王朝中赋役制度已深入到西南腹地，反映了当地从异域到边疆再到内地的巨大社会转型过程。通过契约文书等大量民间资料来研究传统赋役制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国家权力规约下的“死”的典章制度的空洞条文规定，而且能够展示国家典度制度下贯民间社会后必然产生的“活”的经验形态。也就是说，国家制度既有抽象的静态的不变的一面，也有落实到地方后经验的动态的变化的一面，我们必须两头打通互观，既关注国家权力意志的下贯，也重视地方活态经验的上移，才能一窥国家与地方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性真实。譬如国家赋役制度是如何执行下贯的，如何经过众多中间环节推广落实的？它又如何变成具体的活生生的社会行为，如何融入乡民的日常生活，甚至改变了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形态的？它的国家权力形态与地方经验形态的联系与区分的关键点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从中找到一种既有地方微观个案又有国家宏观结构的分析解读模式？地方经验与国家话语之间的沟通渠道是如何产生和运作的？我想，只要一方面从国家看地方，一方面又从地方看国家，国家的制度形式和地方的经验形态，二者之间无论是下贯或上移，我们都同时予以高度的重视，就一定能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夫，获取由新材料导出新问题，并不断开辟解决新途径的重大学术突破。

　　清水江文书以土地买卖和典当契约为大宗，但也有不少婚书或休书。休书又有休妻与休妾两类，不仅有男休女，甚至有女休男，后者主要反映了当地苗侗民族不落夫家的习俗，是与汉地有别的另外一套婚姻礼俗系统，反映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也是文化运作机制必不可少的构成因素之一。婚姻的后面不仅是两个人的单独行为，实际牵涉家族之间的交往与协商，协商的过程也是礼俗秩序不断展开和实现的过程,体现了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情感交往和联结方式,提供了大量难得的文化人类学解读的信息。举这些例证无非是想说明文书的史料价值和我们的研究思路，更详尽的学术选择目标当参看我们的各个子课题介绍。

　　根据提供给与会专家的十二个专题展开研究，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如实呈现清水江地区的复杂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多姿多彩的华夏文明的总体复杂结构面貌和差序格局地域面相；同时也客观揭示作为西南地区极为重要的文化大走廊的清水江，它在历史上所发挥的沟通东西南北文化的重要通道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清水江流域长期以来都是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汉文化语境中的描述与研究始终显得不够，一方面当地很早以来便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冲突、融合的文化核心区，必须依据新材料作出客观合理的再分析或再评价。至少南方北方文化或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交流往来，国家和地方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互动，对照比读大量的契约文书及官私文献记载，我们正好可以从中找到华夏文明中心与边缘不断重新移动、改变、组合的客观事实，获取与大一统秩序建构活动有关的西南边疆体系经营开发的具体历史事例。

　　最后，我想我们能不能通过长时段的研究，重新撰写乡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大家知道，生活史与政治史相比，前者发生变化的周期较长，后者发生变化的周期较短，王朝政权急遽更叠改换了，民众生活却依然照旧。所以乡民生活史的再现和书写，必须以长时段的周期为观照视域，才能看出百姓伦常日用变化的生命规律，了解文化调适的真实意义。以乡民村落日常生活史为基础，可逐层分析经济、政治、艺术、宗教等，与人的存在方式有关的复杂社会结构，揭示国家与地方相互交涉所形成的地方礼法秩序运作机制原理，力争以地域学研究的方式超越西方年鉴学派。更明白地说，凭借大量具有系统性、归户性特征的契约文书，同时参考各种官修私撰典藉文献，我们完全可以结合地质地貌、气候物种、生态环境、地方礼俗秩序、乡民日常生活，以及中层管理制度的上下沟通作用，国家权力与地方经验的耦合方式，做出纵向横向多方面立体结构的综合性分析，弥补既往学者撰写中国通史的不足，填补华夏文明西南史地研究薄弱的学术空白。

　　通观中国历史即不难看到，明代以前，譬如汉武帝的时代，至少在司马迁的笔下，西北学和西南学是同样重要的，国家在大力经营西北的同时，也在积极有为地经营西南，包括夜郎问题、南越问题，都必须着眼于西汉帝国整体边疆体系的建立来加以观察和解决。解决夜郎问题不仅着眼于夜郎问题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南越问题。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观察，西北与西南的形势变化可说是相伏相倚，西南学和西北学在王朝国家的视野中也是同样重要的。当然，从整体上看，西北边疆危机较多，西南边疆危机较少，所以西北学更多地压倒了西南学。宋室南渡以后，权力中心南移，稳定南方才能从容应对北方，西南学一时又显得比较突出了。明代开国以后，西南地区的蒙古势力极为强大，一旦与西北蒙古联成腹形包围圈，就会构成夹击中央王朝的巨大威胁力量，所以西南学和西北学一样，它们都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广泛关注。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西北边疆危机更为深重，加上敦煌文书和大量汉简的发现，西北学才明显压倒西南学。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南迁，学术重心南移，西南学重又兴起。只是今天从整体上看，依然是西北学强，西南学弱。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通过数量颇丰的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将西南学提升至与西北学同样重要的地位呢？我想答案当是肯定的。西南学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研究成果，将西南地区民族交流与融合的经验，上升为国家话语经验，从而更好地化解民族冲突，处理好民族自治问题，并凭借东方特有的氏族融合成功的历史经验，更为积极向国际社会类似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做到三个“一”。首先是培养一批人才队位，形成强大的学科研究群体，推动贵州大学乃至贵州全省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要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准的学术研究成果，如刚才封校长所讲给国家规划办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第三是通过未来五年的努力，力争形成一门国际的地域学科——清水江学。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我们深广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凭借其他兄弟院校如凯里学院共同努力所创造的学术成果，如同已经颇受世人瞩目的敦煌学和徽学一样，共同将清水江学建设成一门国际性的专门学科。在研究上我们将持无限开放的态度，无论海内外的科研人才，都欢迎参加我们的研究队伍，形成多元多方、良性互动的健康发展局面，催生国际性学问所应有的雍荣华贵气派。概括地说，出一批高水准的专家，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一门专门性的国际学问——清水江学。这是我们现在的学术梦想，相信梦想一定能变为现实。

　　借此机会，还想感谢各兄弟院教和科研单位特别是贵州民族大学、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社科院长期一贯的支持，对世代珍藏保护契约文书的乡民和广大的档案工作者更加表示由衷的敬意! 缺少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便难以想像有如此珍贵系统的文书可供世人查阅和研究。

　　主持人：感谢张新民老师很重要的发言，做了一个清晰具体的介绍。下面我们请到会的知名专家作主题发言，首先请贵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冯祖贻研究员发表高见。

　　冯祖贻：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让我来学习。知道贵州大学在清水江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到的。对清水江文书的认识，应该说，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事实上刚才我们的张院长也谈到了这一点。栾成显讲得好，是继徽学以后的又一个重大发现。我感到，他是说徽学——尽管从敦煌文献开始，然后是徽学——第三就是清水江文书。20世纪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文书资料的发现，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是这三大文书系统。所以，奕成显和张新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张新民教授特别提到的归户性。清水江文书和徽州文书、敦煌文书比较，其中特别是敦煌文书，大家知道，早已受到非法掠夺，分散在全世界了。徽州文书，由于发现得早，未能统一规范整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因为一些专家发现了它的重要性，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都云集徽州采购，徽州文书很快进入了市场。由于进入了市场，徽州文书成为卖买的对象，无序化的情况极为严重，流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安徽收藏的数量相对多一点，但大量文书仍分散在全国各地。贵州的情况只能说比较好一点，因为发现得晚，虽然也有一些流失，但大部分还留存在当地。所以，我感到有幸，我们能够继承和研究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清水江文书所反映的历史，持续的时间是那样的长，刚才看了你们的材料，明成化年间的文书都发现了，下限一直到1950年。这是五百多年历史的见证，非常完整地保存了清水江流域各种土地关系，财产关系、婚姻关系等多方面的情况，是有法律契约性的文书，史料价值是极高的。所以，我很想讲，敦煌有学了，徽州有学了，清水江能不能有学，清水江学能不能成立？今天，大家就是在为清水江学做奠基工作。

　　一个地区能有学，当然是值得庆贺的。据黔东南地区方志办的同志讲，他们说目前大概已征集五万件，事实应该乘以五。如果己征集的有五万件的话，民间藏量应该是二十五万件。这样巨大的数量，恐怕其他地区是没有的。徽州文书没有，敦煌文书大家更知道了，能编号的数量很有限。我们去看敦煌文书，无论是法国的编号或俄罗斯的编号，数量就那么一点。而我们清水江的文书，流传世间的数量如此之多。所以，我感觉通过清水江文书的研究，诚如张新民教授刚才讲到的，还要通过地方志等文献的研究，包括田野实物资料的研究——清水江有很多碑刻，如果都以系统完整的收集、整理、公布资料为前提，清水江学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清水江文书的集中公布出版，才能显示它是巨大的宝物。所以，我很希望不管哪个单位接受了重大项目，我们知道，有三个单位接受了项目，都应该做好系统化的整理公布工作。而且通过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才能奠定清水江学的学科基础。我们经常叹息，贵州在学术高地上站不住。这就是天赐良机，老天爷给了我们这样一批清水江文书，给我们这样一个学术阵地，我们一定要认真参与。贵州大学一定要在占领学术高地的过程中，取得优异突出的成绩。

　　从开课报告所提供的材料看，贵州大学所要开展的课题立要有两大特点：

　　第一，整理和考释入手，实际就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足以反映了贵州大学在这方面的专长和特点。这是以张新民教授为首的学人，具有非常扎实深厚的文献功夫的表现。如果不从文书的考释入手——文书解读存在很多很多必须解决的歧义——研究工作就会显得浮在表面或肤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而考释又特别注意俗字的整理与研究，也表现出他们的眼光或见识。我也看过一些文书原件，知道它的一些特点。它用当地的一些方言——就是所谓酸汤话，和今天规范的汉语或规范的当地方言，都有区别，既有历史感，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很有少数民族特色。而整理工作重视方言，当然就非常重要，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我感觉他们做的工作，很多都是在为别人打基础。这会得到全国文书整理和研究者的极大地赞许，获得极大的赞誉。因为文书需要整理，而我们能够提供可靠的整理本，这就是我们的特点，是我们能够得到外界好评的特色。我觉得贵大的整理工作方案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就是研究方面的特点。因为整理工作只能按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然后就是考释与研究，每一个乡镇的文书的考释可能一样，研究工作怎么办？是强调一致性好，还是强调特殊性好？如果强调一致性，就显得没有地方风格，因为考释可能会产生共同性，所以怎么样在研究上，既掌握了它的一致性，又要把握它的特殊性，同时给合二者展开研究。最终看到是完整的清水江文书的系统整理工程，同时又看出各地文书的差异和特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点，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更好的基础。文献基础工作做好后，研究工作才可能继续进行。

　　贵州大学的研究工作，一共列了十二个专题。十二个专题都很重要，都值得深入研究。其中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变迁问题，题目非常大，如何做好这个大问题，我想应该加强中层次的研究。有一个上层次社会结构的研究，又有下层社会结构的研究，再加上中层社会结构的研究，三者合为一体。我想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不是出一本书，而是出若干本书，甚至是十几本或二十多本书才能叫变迁研究。现在，浅层次和高层次之间，中层次的问题应该考虑了。所谓中层次，比如法律问题（从法律上进行研究）、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家族问题等等，从多方面展开研究，最后汇总为社会变迁研究，变成一个大课题。不是每一个村一本专著，而是把所有村的资料用在里面。所以，我考虑需要加强中层次的研究。

　　主持人：感谢冯院长精彩的发言，一是肯定，再是提了很好的建议。下面请贵州省文史馆原副馆长史继忠研究员发言。

　　史继忠：首先是对贵州大学课题的成功申报表示祝贺。应该说去年是贵州民族研究所，今年是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都获得了国家重大课题。这个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贵州文化的问题在全国引起了重视；二是贵州学术界的研究能力获得了充分的肯定。我觉得两点都是可喜可贺的。这个课题确实很重要，因为历来我们写历史，靠的都是官方文献，但清水江流域的文书不是官方文书，它是民间世代珍藏的文书，这就是它的特点，体现了它的史料研究价值。

　　过去贵州不受外界重视，官方文献失载的地方很多。现在我们发现大量的清水江文书，当然应该像贵州大学一样系统整理和出版。正如刚才大家所讲的，最早受到重视的是敦煌文书，它对于西北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以后是徽学，当然也与徽州文书的发现有关。现在是我们贵州的清水江的文书，不仅对研究贵州的问题，而且对研究中国历史，都有很大的意义。刚才张新民同志谈了不少他的想法，我觉得他的方法是很严谨认真的。我过去的老师方国瑜先生就是搞文献学的，方法就是首先要讲严谨。因为文献本身，如果不能考证真伪，不能说明它的来源根据，随便乱用乱立论，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贵州大学所做的工作很重要，做学问一定要要像他们一样采取严谨的态度。首先考证，把问题搞清楚，文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然后才谈得上研究。而研究又要放开思路，不仅是从文献本身来的，更重要的是要反映贵州多民族地区的实情，再现社会经济文化变化的实况。贵州大学的清水江研究已有了很长一段历史，现在又获得了重大课题。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点就是，我的老师方国瑜所说，研究不要掩没前人，但是要超越前人。这两句话，我一直铭记。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前人已打下了研究基础，值得得我们尊重，但是我们又不能局限于这个基础，我们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譬如敦煌学、徽学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建树和进步。当然，贵州大学作了很多清水江流域的课题，说明它有研究实力，有研究团队。我相信课题一定会圆满成功。

　　主持人：感谢史研究员的精彩发言，下面请吉首大学资深教授杨庭硕先生发言。

　　杨庭硕：首先，祝贺我们的贵州大学，获得国家重大课题立项。这是难得的盛事，是我们贵州省的大事好事，是学术研究工作在国家层面上的重大突破。我过去在贵州大学看过一些文书复印件，所以有一点想法提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认为清水江文书，作为重要的原始资料来加以利用，它与其他传统的文本史料、官方文献有很大的差距。一般而言，官方写作任何一件文献文本，作者对历史背景是非常熟悉的，他在掌握背景的情况下下笔描述，作评论或总结。但是，清水江文书是原始史料，它的写作者并不了解背景知识，他只了解他那个村的情况，全国性的背景他并不知道，甚至他处的区域的大势都不知。他是独立的，文书表面上也是独立的，所以要和传统史学研究反过来，要从全局入手把握具体的史料。伟统史学将分散在不同的纪、传、志、书中的资料，重新归纳，复原边界，获取整体全局的可靠把握。而我们则要反过来，从背景入手 从背景掌握每一份文书，熟悉他写这份文书的历史背景， 要还原历史背景后，再去读文书文本，最后才能了解当时社会的实际，反映当时的实况。

　　我看过的清水江文书，都可提供鲜活的例子。就文书文本而言，似乎有时感觉差距不大，但一看背景差距就大了，比如说，文书中提到，几十种物种，他租地买地，买地种植的东西，都讲得很清楚。几十种物种一对比之后，别的东西会变，这个东西不会变。就是每种作物，适应什么土壤，在什么海拔高度，在什么土壤生长，都较少变化。例如种杉树，杉树本来不是低海拔植物，但在侗族的林业经营当中，一千米海拔以上生长的植物，经过人营林降到了三百米。这样的生长已经改变了。这一改变在文书中体现出来了。有了这个背景——当然不仅是生物背景——包括家族的背景，从开发史的角度看，物种在什么地方先落脚，宋代如何经营，明代如何驻军，码头的位置，驻军的位置，侗族、苗族的分布发展，必须把握整体格局，了解开发的先后秩序，才能更好地解读文书。历史背景清晰了，文书的意义就呈现了。所以，我建议反过来做。先通过大量文书的比较分析，专门探讨整体背景。背景框架明白了，何类文书出现在何种位置，何类作物出现在何种位置，也就有对应的关系可供把握了。

　　有了大量知识背的总结归纳后，接下去解读文书就会一通百通，最终的工作，可能要反过来做。考释工作和整理工作，走到这一步，如冯院长讲的那样，中观的研究很有必要。清水江文明的背景，如果有通盘的背景知识以后，下面的文书，每一份都可以落到实处，归户性就能发挥很大的长处。

　　顺便讲一点，徽州文书和敦煌文书。敦煌文书没有背景可言，没有归户性可言，它全都收在洞窖藏里，背景全都不清楚。徽州文书原来具有归户性，但后来完全搞乱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明明是湖南和贵州侗族地区的资料，被编到徽州文书中了，原因是徽州文笔师爷把案子写在徽州文书上，收录的便误会为徽州文书。刚才张先生提到不落夫家，也就是婚姻关系，其实是侗族地区的，但外界人士无法谈起，归户性为我们带来了背景支撑，研究工作就可以落到实处，这是清水江学建立的一大资料优点。在方法论上，不是传统史学的做法，从宏观把握再到微观，而是系统归纳，从微观这还原宏观，这种反向研究可能要成为文书研究一个开创性的方法，如果能做好这一工作，就会依据三个因素而著名，就是贵大学术团队的创造性新意。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很好的建议，下面我们请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翁家烈研究员发言。

　　翁家烈：仅就清水江项目提一些看法：

　　(一)富有特色。因为是人地结合而展开的研究，就地域而言，是关于清水江水道。比较而言，颇类似茶马古道等富有特色的研究。清水江作为重要的交通水道，无论对少数民族或汉族来讲，都是一大重要研究课题。

　　(二)任务繁重。资料本身份量就很大，其中有整理，更多还有研究，工作量颇为巨大。

　　(三)意义深远。主要是集中了大量系统的历史资料，提供了分析清水江或黔东南历史的史料依据，我们国家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展开研究的，社会史方面关注较少，所以清水江文书显得更加珍贵，可以提供社会史研究的新材料新视角，也可以使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和深化，更加客观地反映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础。清水江文书遗存的大量丰富的原始材料，为今后继续深入开展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根据以上三点，第一，我认为清水江文书的搜访征集工作还可以继续扩展，有些资料还可以继续深入挖掘，我去清水江调查龙里长官司，查阅了解他们在康熙年间状告龙里千户的文书原件，说明契约文书的调查范围还可以不断扩大。第二，理论分析应进一步提升，可以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丰富了多元民族文化的具体内容，秦汉以来国家大—统制度非常重要，可说都是以中央文字，以汉文化为主要文化，但少数民族文化具体传承也值得研究，要看到统一中的多元，虽然多民族在政治概念上是统一的。再是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华夏文明确实是多元的，至少有苗族与侗族，它们相互交叉又形成新的文化，既有侗族的也有苗族的，还有汉族的，非常典型。所以文化的多元一体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不断深入挖掘，更好地提升，可见贵州大学的研究工作是很有价值的。

　主持人：感谢翁家烈研究员对课题设计的肯定和建议，今后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开展。下面请凯里学院院长徐晓光教授发言。

　　徐晓光：我先谈一个祝贺，一个感谢，再谈三点体会。祝贺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获得了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同时也感谢张新民教授上报国家规划办的选题论证，我们凯里学院因此也搭了个边，获得了重大招标课题。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也开了一个类似的会，也请了在座的好几个专家参加，给我们提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

　　我想简单的谈三点：

　　第一是整合资源。刚才各位教授都说了，贵州大学在研究清水江问题上时间比较长，而且还取得了很多成果。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清水江地区的成果以外，还出了很多贵州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张老师都曾送过我，可见力量比较强。今天在座的还有这么多学生，有这么多研究生，有这么多年轻学者，都是清水江研究的主力军。凯里学院相对就小得多，2006年学校才升本，2007年我去了以后才开始注意到清水江契约文书，几位年轻人进行了一些有侧重点的征集和研究工作。虽然这两年取得了几项国家课题，也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但跟贵大老大哥相比，我们还是差得很远。所以，我们觉得在很多方面是可以整合的，甚至把全省的有志于清水江研究的学者都整合进来。比如，就贵大和凯里学院来说，文献资料在计算机录入和文献数据库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整合。考据这方面，我们课题组也有两个，我们是不是可以主要是参加张新民教授的队伍来带动来培养他们。因为我们课题组主要是一些年轻人，从事法律研究方面的成果比较多，因为我本身就是研究法律的。

　　去年，大概是十月份，张新民教授去锦屏召开了一次会议，那次会议开得很好，几乎从事清水江研究的省内老学者，还有省外学者栾成显、阿风都参加了，法学界的吴大华，谢晖也出席了。那次会开得很好，和我们取得重大招标课题也是有联系的。前两天我见到了(锦屏县)王宗勋，希望他把会议情况再好好归纳总结一下，会议对我们报课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我讲整合资源的问题。

　　第二是培养人才。实际上靠几个老学者，譬如我和张新民教授现在都从事这方面研究，但实际上时间不会很长，主要靠年轻一代学者的加入。我认为，一件事情只要基数大，从事的人员多，毕竟会出现一些人才，出有水平的人。

　　清水江文书的研究队伍，肯定会像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一样出现年青的大学者，关键是看你用不用功，用功到位了没有，用功的力度如何？我想我跟张老师也只能起到一段时间的领头作用，真正的研究还在于年轻学者。我在贵州大学带了不少研究生，我所有的研究生都是从事清水江研究。我说，你们选老师的时候要不搞清水江就不要再选我了，别的都不能搞，只搞清水江。我把文书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找，他们自己发现了问题。有些问题可能是我们都没有发现的，他们自己发现了。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只是清水江文书研究工作的开始，我们以后可能还有重点课题，可能还有重大招标课题，可能还有后期资助课题等等，都是围绕着清水江文书展开，因为我们仅仅是开始，仅仅是早期第一步的工作。我们通过研究会发现很多问题，甚至会发现重要的问题，所以肯定只是开始，不能不培养人才。

　　第三是契约文书本身。现在来看，民间藏量可能有50万份，可靠不可靠谁都不知道，有说30万份的，有说20万份的，有说40万份的，有说50万份的。前些日子在黎平，对三个村子进行收集，就发现了18000份，可想而知其覆盖面的庞大。再就是时间，原来我只知道清水江有成化年间的，现在有一个研究地方学者找到我，说找到两份嘉靖的，你看时间越来越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清水江流域只是黔湘桂木材商品经济的一个部分，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只是后来木材越来越少，才移到清水江这一带。

　　清水江流域保留了大量契约，清水江植树产生了大量契约。前两天锦屏契约摄制组问我，我给他们说了三点，因为电视剧必须有看点。我说，首先要想到明朝王宫，那里的很多木头可能就是黔湘桂的，称为皇木。因为朱棣的时候，大的范围从明初就开始砍伐了，只是还没有到清水江锦屏一带。像湖南通道啊，靖县啊这一带早就开始砍伐了。因为那一带也种植油茶、油树。郑和下西洋用的是不是这一带的木村？因为是电视性的，可以稍微虚一点。因为要有看点。还有白银的流入，肯定是一种贸易顺差。因为据说原来百苗图没有那么多银子，但是为什么到后来就有那么多了？说明清水江林木贸易顺差带来了大量白银，白银又是财富的标志。那么，就挂在苗族、侗族妇女的身上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黔东南又对中国是贸易顺差，就出现了白银现象。那天好几个学者谈到了要在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底下看各种社会大问题，所以，我作为一个首席专家，研究时注意的应该是大问题。前言和最后的总结肯定是多元一体大格局、民族交融大格局下，苗、侗民族在民族变迁分布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形式，这应该由首席专家负责总结。

　　我最迟看到一份契约，是小江流域的。这个人是从岩洞到柳寨打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妇女。小寨这个地方，现在到小寨（天柱）去，那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这个女人肯定是长得非常漂亮的，因为男的用880两白银给她前夫，让他另娶。880两，是个什么概念呢，我最近去了山西的王家大院，这个大院比乔家大院大得多，大概有一千多间房间。当时的败家子最后是多少钱卖的呢，880两，一千多间房子880两把王家大院卖了，就是为了一个妇女。这个男的竟能出880两，我就琢磨这个数是不是写错了，但是写的就是880两。你想当时商品经济，当时的获利是多大。通过这些一些细致问题，我们就能深入了解清水江流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问题。

　　主持人：感谢徐院长很好的建议，下面请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李平凡先生发言。

　　李平凡：首先我要表明态度，今天来是来学习的。第二就是以张新民老师为首席专家的团队获得了重大国家课题，我觉得应该祝贺。

　　我认为贵州大学获得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国家重大课题，是和他们的长期努力和已有的科研成果分不开的。去年我们民族研究所获得了贵州山林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影响当然很大。蔡中孚主任很关心我们，无论在北京或在贵阳，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协，做了很多工作。课题操作一年以后，我有几点体会：课题计划写十本书，将近两百万字，国家给了六十万，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表态再给五十万，我们心就是有底气啦。但课题难度相当大，比如一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十篇文章，好在我们手中有核心期刊。所以我认为张新民老师作为首席专家，既要培养年青学者，又要组织团队，难度非常大。以我的个人的体会来说，贵州大学课题研究的难度比我们的课题研究难度大。基础性的研究工作难度是非常大的。我看了开题论证文本，我感觉十分严谨规范。相信以张新民老师为首席专家的团队，通过他们的努力之，一定能圆满完成课题。因为张老师和他的学生的功底，大家知道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所以从贵州民族研所的角度来说，应该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他们申报课题，全力支持他们获得课题。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其中一部分涉及林业契约文书的问题。我们民研所有些专家调查过当地的林业契约。最近几年的议论非常多，但是我们的态度，对张老师是支持的。议论只是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我们民族研究所。你研究了以后别人可以研究，你没有研究清楚的东西，别人可以继续研究清楚，这有什么问题呢? 我个人及民研所的态度，应该说没有问题的。我们支持贵州大学课题申报的成功！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平凡所长的发言和建议，他们首先获得了国家重大课题，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最后请贵州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院的院长石开忠教授发言。

　　石开忠：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同行，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见到各位，向大家学习。感谢张新民老师。我认为贵州大学拿到国家重大课题，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可以说整个与贵州大学合作的经历伴随着我自己的成长。史继忠老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夸奖说石开忠是贵州六山六水调查走出来的教授。我看也不为过。当时我们就是六山六水调查走出来的，好在今天在场的人还能证明。调查工作怎么产生的？胡耀邦当时任总书记。新华社就有一个女记者到瑶山去，写了一个内参，说瑶山解放这么多年，依然十分贫穷。内参转到胡耀邦那里，就派相关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就转到我们学校。我们就组成了十个人的调查队，队长现在已经归西而去，副队长就是在座的史继忠老师，成员有与会的杨庭硕老师，还有贵大的张胜荣老师，袁明全是在武汉。当时我是年纪最轻的，还有一个比我年轻的是石海波。后来呢在瑶山，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荔波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在荔波住了一个多月，回来后就一路做调查。五十年代当时还有陈燕佛和杨有赓等人做过典型的文书调查。贵州大学有一个人口研究中心，当时的中心主任就是英年早逝的吕左老师，他的两项国家课题就叫做清水江流域人口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其中一个是贵州高校唯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记得我们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参加课题调查的，我当时发表的在权威期刊上的文章，就是清水江的林业开发及对当地苗侗的影响，就是在贵州大学课题调查的基础上成稿的。贵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吕左老师，他的课题引发了西南地区最早的一个硕士点——人口学硕士点，1990年前后开始招生。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说明贵州大学很早就开始了清水江的研究。

　　当时，贵州大学想调两个人进来，一个就是师大的张新民老师，调成功了。一个就是我，准备调来主持人口中心工作，没有成功。贵州大学有课题成果支撑，硕士点申报成成了，接着就报博士点。博士点经学术委员会答辩，以一票之差否定了。原因是个别人认为石开忠不是贵大的人，年轻不能顶得住。贵州省文科的博士点后来全都没有成功。但以清水江课题为支撑申报博士点，当时不少著名学者都有很高评价，所以我说贵州大学获得重大课题是水到渠成，今天的课题就是既有研究的继续发展。与张老师接触感到非常亲切，所以我去示愿意支持他们的课题工作。

　　主持人：非常感谢前面几位专家精彩的发言，有肯定的，有鼓励的，也有好的建议。我们课题组一定认真梳理大家的意见，争取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给国家规划办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也给社会公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贵州省社科规划办主任蔡中孚做总结。

　　蔡中孚：首先声明，在各位老先生面前，我不敢做什么总结，我只代表规划办简单说几句。我同意各位专家讲的，首先是表示祝贺。我们省的国家重大招标课题，从去年实现零的突破以来，省规划办一直希望发展的势头不要中断。每年至少都要有一个。今年呢我们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重大招标课题，两个学校共同中标，覆盖面扩大。趁此机会，向张新民教授带领的团队，向我们封孝伦校长表示祝贺。第二是表示感谢，感谢今天的会议，感谢贵州大学，感谢封校长对开题的重视，感谢与会的各位专家——他们谈了非常好的意见。

　　国家规划办对开题报告非常重视，开题报告起什么作用呢？国家规划办认为，主要是夯实研究基础，端正研究方向，完善研究思路。它是这样来定位开题报告的。因为立项的过程中，有些问题认识上还欠缺深度。通过开题可以进一步深化思考，尤其是重大招标课题开题报告，做得好就对我们以后的研究功莫大焉。所以从省规划办的角度看，我们要感谢贵大，感谢我们张教授的团队，感谢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包括没有与会发来评审意见的。第三点，从规划管理的角度看，我们要挖掘区域文化，传承民族文化，这是贵州最响亮的研究课题。我在好多场合都讲，怎么挖掘？怎么传承？我觉得挖掘区域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就是看有没有国家重大课题。有就说明挖掘到位了，传承的很好了，没有便是空的。基于这样的考虑，从去年开始，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家重大课题上。应该讲呢，在国家规划办的支持下，我们去年获得一个，今年又获得一个。这是一个重大的契机，也是重大的机遇，刚才张新民老师谈得很充分了。封校长也说大学应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他的这个意见，我非常同意，所以非常希望课题工作能搞好，真正挖掘区域文化到位，传承民族文化到位，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最大贡献。因为是两家共同获得重大招标课题，希望两个团队能够经常沟通，在重大问题上相互磋商，尽可能地避免重复性劳动，各展所长。我们贵大考证考据方面特别突出，师大包括凯里学院以法律文化的研究见长。通过方法思路上的整合，最后给国家规划办交出高质量的成果，最终为挖掘区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就说这么多，不当的地方，请各位专家，请封校长、张老师批评指正。

　　主持人：感谢我们蔡主任的指导，下面我们进行最后一项，我们请与会专家到书院门口做一个合影。